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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对具体主体关系的规则性确认，制度融于社会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中，在一定价值观念的主导下，制约、协调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以及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伽达默尔认为，在游戏者与游戏规则之间，游戏本身与游戏规则是主体。
[36]全球化的制度也就是全球交往的规则，没有合理的交往规则也就没有全球发展公正性，合理的全球交往规则是全球发展公正性的根本保障和基本内容。
**裸地以暴力或以某种合法性为借口追求自身利益、维护少数发达国家的利益是近现代以来全球化的重要特点。
目前的全球交往规则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建构的，在总体上更有利于发达国家。
如果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运行规则上没有话语权和参与制定权，就不可能有全球发展公正性。
随着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利益和权力意识的觉醒，建构保障多极主体利益的合理、公平、公正的全球交往规则正在成为全球化的重要趋势。
康德早就指出，建立合理的世界交往规则需要诸多条件，“需要对一部可能的宪法的性质具有正确的概念，需要有经历许多世事而磨炼出来的伟大的经验，并且超乎这一切的则是还需要有准备接受这一问题的善意”
[37]。
也就是说，全球制度的文明化、公正化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它需要人们对制度文明有正确的认识，需要人们对改善全球制度的必要性有正反面两方面的切身体会，需要国际社会成员素质的普遍提高。
更重要的是，“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
[38]。
全球游戏规则的合理化，根本上取决于不同交往主体综合实力的均衡，没有国际成员实力的均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就不会有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公正化、文明化，不会有全球发展公正性。
“需要对1945年以后达成的国际、地区和双边协议进行更激进的突破。”
[39]约束、减少发达国家的规则权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规则权力，使发展中国家成为重要的规则主体，是建构全球发展公正性的内在要求。
最后，从行动路径看，建构全球发展公正性，需要从具体历史条件出发，推动“全球权利和全球责任生态”
的阶段性转换。
在一般意义上，全球发展公正是全球权利与全球责任的统一；所谓全球权利，是指发展主体在全球化过程中能够获得什么，而全球责任则是发展主体在全球化过程中应该付出什么，每个参与全球化的发展主体都应该既拥有全球权利也负有全球责任。
但在不同阶段，对具体的发展主体而言，所获得的全球权利、承担的全球责任又是有差异的。
在全球权利与全球责任的具体历史统一中，“有限全球权利与有限全球责任相统一”
、“全球责任与全球权利相对等”
是建构全球发展公正性的重要行动原则。
这个行为原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在“全球权利—全球责任”
的历史转换中，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只拥有有限的全球权利，不应把获得无限利益作为追求目标；其二，面对全球气候、全球生态问题，及人类生存、安全、发展等共同主题，所有文明主体都应该共同承担责任；其三，与有限权利相对应，任何文明主体都只对全球问题承担有限的全球责任；其四，由于不同国家在全球化进程所获得的历史与现实利益的差异性，不同文明主体对全球问题的所承担的有限责任又是有区别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是全球发展公正性的一个基本原则。
对发达国家而言，明确“全球权利与全球责任的双重有限性”
具有必要性和必然性。
发达国家不仅需要逐渐适应并接受其超额全球利益必然逐渐减少的历史趋势，更需要调整其近代以来在攫取超额利益过程中所形成的“全球主人”
、无限权利的心态。
为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与发展方式转换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是发达国家承担全球责任的重要方式。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明确“全球权利与全球责任的双重有限性”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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