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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对个人与社会的理解没有充分考虑到美国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而这一特征被法国人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发现并详细记录在《论美国的民主》（1835-1840年）一书中。
托克维尔观察到，美国拥有极为丰富的组织与社团，其中以教会尤为突出。
他写道：“美国是世界上最便于组党结社和把这一强大行动手段用于多种多样目的的国家。”
托克维尔描述了美国人喜欢在当地私下聚集以满足其需求的强烈倾向。
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人不是求助于某个遥远的当局来解决问题。
对公民而言，他们“凭靠自己的努力”
，与他人在私底下通力合作。
通过精心设计的、在一定程度上相互重叠的网络以及多少有些正式的分组，大量工作最终得以完成，而这些工作对于那些较为被动的民族中的个体来说，可能仍是未竟之业或者交予政府来处理。
托克维尔举例说明了地方上和私人之间无处不在的主动性：“假如公路上发生故障，车马行人阻塞不通，附近的人就会自动组织起来研究解决办法。
这些临时聚集在一起的人，可以选出一个执行机构，在没有人去向有关主管当局报告事故之前，这个机构就开始排除故障了。”
美国人只有在不能满足自己需要的情况下才会求助于更高当局。
他们倾向于视政府为一种不仅不值得信任，甚至还令人担忧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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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民而言，他们心甘情愿在家庭、邻里和地方群体中承担社会职责，这强有力地抵消了政府的扩大和集权化。
美国在传统上预设，假如牵涉到一个公共机关，这个公共机关应当与相关问题或需求尽可能地密切关联。
公民首先会求助于半公共性质的地方社团，然后才会转向乡镇、区县、城市，再到州府，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才会求助于联邦中央政府。
分散的职责和相应的政府结构让人民身边的小政治实体有独立行使实权的可能。
一般而言，旧时美国的社会政治方式为古老的辅助性原则提供了具体例证。
根据这一原则，只有当与公民关系更为紧密的当局不能圆满完成社会任务时，那些任务才会被委托给与直接相关的民众相距较远的组织。
在上述社会政治关系和制度中，某种有关人性和道德职责的观点已在自觉不自觉地呈现。
这些模式与那些为社会奠定基调之人的宗教信仰和伦理观念紧密相关。
政府在20世纪以类似方式所进行的大规模扩张与集权反映出不同信仰的崛起。
承认这一点十分关键——这些信仰暗示并产生的社会政治习惯中包含的伦理思想大都已被揭示。
若不考虑美国传统的个人主义（如果应当称其为此）得以形成的社会语境，我们就难以充分理解其本质。
甚至在今天，与他人结党连群以及发挥个人与地方主动性的古老倾向仍然存在着。
美国可能比任何其他西方国家都更注重引导个体的能量：从孩童时代起，就会经过一段时而会很密集的群体生活——先是在自己家，然后是在朋友家，在童子军，在学校，在运动队，在主日学校，在学校乐团，诸如此类。
个体在很早的时候就形成了与人合作、与人妥协的习惯。
这最终为个人愿望注入了一个社会维度，个人心愿与个人最珍视的群体的心愿之间变得日渐难以区分。
可以说，西方的传统道德从根本上最关心的是人应当尽最大可能处理自身的弱点。
但如果个人道德职责首先是自身之责，那么这一职责便带有难以分辨的社会性。
对不太令人钦佩的特性加以约束以使其不会加害于他人，这同时也会有助于公共关系。
如果说受亲密团体生活所影响的个人主义与另外一种可能的个人主义大相径庭，那么这些观察的道德意义将更容易凸显出来。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种社会，它如此致力于个体的自主与独立以致其成员几乎没有或者就没有习惯鼓励人们为他人着想。
这种社会允许个体只关心个人自身的欲望。
有以自我为中心的强烈倾向的人遍地可见，但社会多少会热切期望团体意识。
美国传统的结社与合作模式要求个体必须将他人的心愿反复考虑在内，一次又一次地呼吁个体稍微做出一些自我否定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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