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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压迫也好，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和物欲刺激也好，或者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调整和文化控制也好，如果单纯从对抗性的角度看问题，那就都不能从根本上揭示资本主义既带着残缺又一路凯歌的秘密。
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着重要的转折意义，它不仅继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思路，同时又把这一传统与整个西方文化的自检传统连接了起来。
即一方面继续把社会改造和政治实践文化化；另一方面又把西方文化的学术自检传统引向政治化。
本文认为，这一关键性转折主要是通过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结合来完成的。
如果说政治的文化化可以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
概念来代表的话，那么文化的政治化则可以用福柯的“知识权力”
概念来进行解析。
前者依循的是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和社会改造路线，后者则是尼采、海德格尔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自检和现代性反思的一个结果。
而这种结合的关键点就是法国结构主义和随之而来的后结构主义。
弗朗索瓦·多斯指出：“结构主义充满争议，并与一个特定的西方历史时刻相关。
它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一种自责、一种对西方传统文化的拒绝和一种力图寻找新模式的现代主义的焦渴。
古老的价值观不再得到尊崇。
任何在西方历史中受到压制的事物，结构主义都表现出极端的敏感。”
[17]结构主义对于压制问题的敏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与索绪尔语言学中的二元对立模式有关。
但是结构主义本身的目的却是力图使人文科学成为真正的科学，它“用语言和社会的结构、规律、符码及系统来描述社会现象，同时拒斥先前曾孕育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人本主义……主体结构被视为语言、文化或无意识的产物而被摒弃或彻底非中心化，其能动的或创造性的功能也遭到了否弃。”
[18]结构主义作为语言学转向的产物，通过科学化的方式对从笛卡儿到萨特的哲学主体概念进行了批判，而人文主义或者哲学上的主体问题所涉及的人性和理性概念正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最为重要的内在根据。
结构主义所涉及的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等所连接的西方学术史，由于都内含着理性主体的前提，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都暗含了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并且通过索绪尔语言学提出的二元对立模式，这些领域中存在的压制因素被凸显了出来，或者说显示出了较为明显的政治色彩。
因此，结构主义的这种批判性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进行融合的可能性，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的确集中地体现了西方文化的这种政治化趋势。
例如，阿尔都塞就明确地指出了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认为“哲学归根到底是理论层面上的阶级斗争”
，“每一个哲学家，就算他像笛卡儿一样几乎不谈什么政治，仍然都可以在强调的意义上被看做是政治思想家……”
，当然，阿尔都塞也认为，这种意义上的政治不能等同于现实的、直接的政治立场和哲学家们所持有的政治观念，因为“构成哲学的政治针对着并萦绕着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即不是组织、巩固和捍卫这个领导权，便是同这个领导权进行斗争的问题。”
[19]另一方面，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对萨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反叛，把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问题同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自我批判——尼采、海德格尔传统连在了一起。
作为一个关节点，结构主义直接预示了后来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反思大潮。
把反思伸向启蒙设定的整个现代性方案，并在深度上检查这套方案的基础观念，从而在整体上解释资本主义的历史和它在今天出现的新状况，从事后分析的角度看，也是合乎逻辑的。
后现代主义复杂的批判向度不仅围绕“人”
这个“发明”
，而且进一步延伸到西方“人”
的思维方式，这应该说是对西方文化的一种最为彻底的“体检”
了。
简要说来，二元对立这一源远流长的思维不仅塑造了西方人战胜自然的信心，同时也助长了在压制与反压制中体现出来的人的好斗天性。
独立的“人”
的发明——笛卡儿建立起作为主体的、独立的个人相对于其余一切存在对象的优先性——取得的不过是这场斗争的合法性而已。
问题就在于，这种合法性是以知识的伪装出现的，这大概也是现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秘密之一：它以看似客观的、抹平差异的方式来处理对象，使压制合法并且难以觉察。
同时又以树立差异的方式来确立自我的中心位置，把对象他者化。
福柯通过对人文科学的“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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