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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真的那样处理，就不免要在另一个层面上，把问题简单化了。
笔者以“精确性”
和“简约性”
、“有效性”
来举例的第二个原因，乃是鉴于：它们不仅是近代中国那些关注“他”
字分化问题者们参与讨论时最喜欢表达的“合理性”
理据，也是当时国人谈论整个汉语现代化改革问题时最爱诉说、最显说服力，同时也难免彼此矛盾的“合理性”
诉求范畴。
当然，笔者关于“现代性”
内涵的认识是绝不敢自是的，它不过是自己对近代以来的主流认知、反思性见解，以及有关晚清民国时期国人“现代性”
诉求的一种综合感悟和粗浅把握而已。
但由此也可得见，剑利博士批评拙著“把复杂的现代性简化成一个包含‘合理性’（精确性、简约性和有效性）的模式”
（146页），认为笔者对“精确性”
等的强调，关注的乃是“现代性超越西方性的一面”
等（146页），实未免太过“简化”
，甚至流于臆断，没能很好地理解和准确把握笔者的真正意图。
不仅如此，笔者关于“她”
字与现代性诉求关系的分析，首先依据的也是书中前面章节叙述过的那些“她”
字提倡者和认同者们曾持有的意见之历史事实，而不是纯逻辑的推论。
客观地说，笔者的有关论析还是较有节制的，比如谈到“精确性诉求”
的作用时，只是指出它“在自觉的语言设计者们那里，具有直接的诱导之功”
，也即发挥过诱导作用而已。
在谈到“简约性”
诉求的影响时，诚不免将“社会选择”
结果的成因和诉求有所混合，从而留下一点缝隙。
但诉求和结果成因之间的正面关联，也是同时存在的。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笔者并没有把“现代性诉求”
对“他”
字分化问题的影响，仅仅局限在所谓“精确性”
和“简约性”
等诉求的单一作用上，而是同时关注到“男女平等、女性自主的价值原则，以及大众至上的民主想象所参与起到的作用”
，也就是毕竟只把“精确性”
等诉求，看作为参与整个“现代性诉求”
综合作用的一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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