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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诉求和想象（这三样东西各有自身的内涵，并非像剑利博士所说，差不多为一回事），归根结底也正是在中西古今互动的过程中“被时代激发出来的”
［此语笔者曾反复使用，或称之为“清末民初被激发的现代性”
，或称之为“被（新）时代激发出的现代化需要”
，旨在强调中西互动的“当下性”
对于当时中国人“现代性诉求”
的影响。
读者鉴之。
］的近代产物，它与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现代性的扩散和殖民扩张之关系，乃是众所周知的。
只不过落实到“她”
字的语言问题上时，理应进一步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换言之，近代国人作为主体对“她”
字的创造和认同，实则通过中西古今多重复杂因素的互动方式方得以实现，这当中无疑既包括西方元素和中国元素，也包括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绝不会只取决于什么单一的“西方外力推动”
，更不会取决于什么中国原有的“内在动力”
。
可以说，本书有关立论的核心所在与全部基础，实正在于此。
这与剑利博士在这一问题上的总体见解，似并无不同。
如果笔者真要将“现代性”
和“西方性”
两相割裂，就绝不会在本书最后一章，将标题定为“现代性诉求与汉语传统的互动”
，以至于剑利博士又反过来要批评笔者，认为笔者所理解的“现代性”
实质上又有偏于所谓“西方性”
了。
当然，剑利博士之所以产生如此误解，与拙著中原有的个别表述之含义尚不够十分的精准、清晰，恐怕也不无一点关系。
比如，拙著中几次提到的“中国人自身的现代性诉求”
，似乎就造成了剑利博士的某种误读。
实际上，笔者此处所谓的“中国人自身”
，所指不过是当时的中国人，也即近代中国人这一主体自身而已；相应地，“中国人自身的现代性诉求”
也绝非什么传统中国“原生的”
现代性内部动力之谓。
剑利博士有此误读和误解，故其文中关于“现代性”
与“西方性”
不可分割之类的“申论”
，也就难免有些无的放矢。
至于说作为语言主体的近代中国人的“自主”
程度如何，与此虽有密切关联，但毕竟是另一个问题。
这里暂且不去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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