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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实与剑利博士有别，它同时包容混合了韦伯“合理性”
特质式把握的有关内涵，因而剑利以为，拙著的论述，最终要掉到自己努力避免的那种“目的论”
泥潭之中，也就并不奇怪。
在剑利博士眼中，拙著对“韦伯式”
和“李欧梵式”
两种“现代性”
理解的混用，难免矛盾。
其实毋庸讳言，笔者正是想在某种程度上调和它们。
笔者以为，那种“现代性”
的特质式把握，不免静态，弊端是容易本质主义化；而“现代性诉求”
式把握，顾及到行为主体的动态运用特点，似更显张力，但却不能由此走向彻底虚幻其内容的极端。
因为毕竟，它也不得不以“现代性”
的那些特定内涵部分为基础，而绝非是一种漫无边际、毫无确定目标的胡乱冲动与欲求。
在认知“现代性”
问题时，剑利博士大概较多受到后现代思路的影响，故宁愿摘取德里克“把现代性看作时代性”
的说法，不认其有固定含义，仿佛给人任何时代都有“现代性”
的印象，这容易导致“极端相对主义化”
的认知后果。
表面上看，此种理解也特别重视过往时代“现代性”
的特定历史性，也即时代性，但它在根本上，却忽略了“现代性”
、“现代化”
概念本身并非从来就有，乃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有的产物；也看不到或不愿正视，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现代性”
诉求所依据的那些特定价值范畴及其历史内涵对于今人把握“现代性”
，具有不容忽视的基础意义。
［6］试想，如果没有文艺复兴后率先在西方形成的市场经济、市民社会，没有工业化过程，没有以科学、民主等为核心价值范畴的现代理性精神的兴起等相对确定的结构性内涵，那“现代化或现代性”
还能够成为被历史学家把握的东西吗？
现代性价值不会凭空生成，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自然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
这种内涵既有历史延续性部分，更有其超越古代的时代性特质；同时它也不会自动发挥作用，而需经过作为主体的人的“现代性诉求和选择”
，方能得以实现。
《“她”
字的文化史》一书，虽无系统阐述“现代性”
理论的深度追求，但在涉及有关问题时，也自觉走上一种折中性的调和道路。
笔者因此写道：
“现代性的内涵是丰富、多维而矛盾的，它既有特定的历史内容，诸如‘科学’、‘民主’、‘平等’、‘自由’、‘人权’、‘法治’等范畴所包含的（时代性）价值，又可以是从‘合理性’角度来加以把握的一般原则。
就后者而言，它对于人类往往具有超越历史时空的（延续性）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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