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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形象的创造问题当作艺术的特征问题得以凸显出来。
如周恩来说:“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形象，通过形象思维才能把思想表现出来。
无论音乐语言，还是绘画语言，都要通过形象、典型来表现，文艺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为政治服务呢?标语口号不是文艺。”
[18]周恩来不是理论家，他不可能从学理的角度论述文艺的特征，但从他的直感上觉得文学的特征是艺术形象，1961—1962年的观念看，还是很难得的，形象特征论在那个时段还是对于文艺特征的最好的理解，因为当时的文艺创作重在宣传政治观念，配合政治的需要，完全不顾及文艺本身的形象的真实创造。
强调文艺的形象特征、形象思维的特征，与马克思主义反对席勒化，反对把文艺变成时代精神的话筒，完全是一致的。
第二，题材多样化的呼唤。
长期以来，反复强调要歌颂英雄人物，歌颂新社会，歌颂党的方针政策，批判和批评的维度完全缺失，在题材问题上有很多禁区，束缚了作家、艺术家的手脚。
特别是批判了胡风的“到处有生活”
的观点后，许多作家、艺术家熟悉的生活不能写，而不熟悉的生活则又写不好，“写什么”
成为作家、艺术家面临一个困难的选择。
题材狭隘化也是产生公式化、概念化的一个原因，因为许多作家并不熟悉新英雄人物，硬要去写，结果当然写不好，只能用某些观念去套。
《文艺报》1963年第3期发表了专论《题材问题》，这篇文章当时未署名，现在已知道是张光年写的，后来收入了张光年的《风雨文谈》集子里面。
这篇文章认为鉴于长期以来题材问题是设置了许多禁区，“文学创作的题材，有进一步扩大之必要，题材问题上的清规戒律，有彻底破除之必要”
。
文章认为，无产阶级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阶级，因此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艺，就应该在题材问题上，开辟出前人所未曾开辟的新的天地。
无产阶级的文艺当然要表现自己，但“无产阶级在表现自己的同时，还要以革命的眼光，以批判的态度描写历史，以领导者的地位来关心社会上各个阶级、各种人物的动态和心理，以主人公的心情来欣赏自然界的一切美好事物。
不但前人未曾见过的新时代的一切新鲜事物……就是前人曾经写过的旧社会的许多题材，只要符合今天的需要，也都可以进入社会主义文学艺术领域”
。
生活有多么广阔多样，题材就可以有多么丰富多彩。
这种题材广阔多样的观点，被当时文艺工作者所一致接受。
实际上题材狭隘化问题是“文艺从属于政治”
的必然反映。
反过来说，要求题材多样化，就是要求松动“文艺从属于政治”
观念的一种呼唤。
在张光年呼唤题材多样化不久，1962年8月在大连会议上，邵荃麟提出了“中间人物”
论，实际上也还是题材问题。
他当时作为作家协会副主席和作协党组书记，提出了文艺要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尤其是提出了写“中间人物”
问题，主张要扩大和丰富社会主义文学的人物画廊。
他说:“强调写先进人物是应该的。
英雄人物是反映我们时代的精神的。
但整个来说，反映中间状态的人物比较少。
两头小，中间大;好的、坏的人都比较少，广大的各阶层是中间的，描写他们是很重要的。
矛盾点往往集中在这些人身上。
我觉得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
[19]他的理论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的，实事求是的，也探索了文学创作的一个规律，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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