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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当时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向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做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讲话传达了毛泽东的精华精神，并更为系统和具体:“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意见的自由”
。
“提倡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尖锐的学术论争。
批评和讨论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
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
应当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评。
应当容许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对于在学术问题上犯了错误的人，经过批评和讨论后，如果不愿意发表文章检讨自己的错误，不一定要写检讨的文章。
在学术界，对于某一学术问题已经作了结论之后，如果又发生不同意见，仍然容许讨论。”
关于文艺工作陆定一说:“党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为工农兵服务’，今天来说，也就是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一切劳动人民服务。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们认为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但并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前提下，任何作家可以用任何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法来创作，互相竞赛。
题材问题，党从未加以限制，只许写工农兵题材，只许写新社会，只许写新人物等，这种限制是不对的。”
“清规戒律，只会把文艺工作窒息，使公式主义和低级趣味发展起来，是有害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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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能不给包括文学家、文学理论家的知识分子极大鼓舞。
文学家更是敏锐，认为这是“早春天气”
，于是开始针对文学和文学理论多年的禁锢而开始“鸣”
与“放”
。
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发表一些具有新感情、新思想、新格调的作品，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宗璞的《红豆》等作品，这些作品或者是对于社会的消极现象有所批判，或者写爱情而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模式，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这是前所未有的。
虽然当时有争论，但属于正常现象。
毛泽东还多次对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表示支持。
在文学理论方面，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批评教条主义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何直（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周勃的《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
》、巴人的《论人情》、陈涌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等文章，对于当时流行的导致文学创作公式化的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具有学理性的讨论。
这里的突破，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第一是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创作方法”
的质疑。
其中又以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所提出的论点最为尖锐。
文章批评了苏联作家协会章程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规定。
苏联的定义强调“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
，秦兆阳批评说，似乎“社会主义精神”
只是作家的一种主观的观念，并存在于生活的真实之中，不是有机地存在于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之中，而必须外在地加以结合。
这样一来，岂不是用世界观取代创作方法了吗?岂不是以政治性取代真实性了吗?秦兆阳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文艺从属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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