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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消灭私有制”
，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就是突出的代表。
中国学人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和世俗化的社会转型时期，深切地感受到了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化、世俗化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之后，也在寻找摆脱这种困境的文化精神。
就文学研究界来说，从80年代末启蒙话语中断之后，1992年后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之后，社会开始转型，文人“下海”
，“特区”
终于成为“特区”
。
在市场化和世俗化中，文学艺术界的知识分子被边沿化，似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精神陷入危机，要寻找身份认同、价值立场和独特话语。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学人先后提出各种深度的文化精神。
1993年由上海王晓明等提出了“人文精神”
的讨论。
王晓明在《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发表了《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发动文学研究界一次影响比较大的讨论。
这次讨论涉及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
第一，文学的危机与精神的危机。
王晓明在他的文章中认为:“今天，文学的危机已经非常明显，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的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作家和批评家当中发现自己选错了行当……”
[1]大家知道当时流行的是王朔的“痞子文学”
和张艺谋的电影《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文学与艺术失去了精神的血液，或一味调侃，或热衷于刺激欲望，媚俗、自娱成为时髦。
所以，他认为:“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了几代人精神素养的持续恶化。
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淡，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已经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
[2]我在1994年也发表了文章《隐忧与人文关怀》，提出了问题:“当代中国的审美文化在哪些方面出了问题?它可能引起的后果是什么?从文化意义上看我们处在怎样一个时代?从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出发，我们的审美文化应该有什么样的品味?审美文化的创造者能不能逃避历史的责任?”
[3]我的回答是:一，创作态度的游戏化。
……1986年前后涌现出一些作者，创作态度为之一变，神圣的使命感消失，代替它的是纯粹的“游戏”
和“玩”
。
……二，作品的平面化。
追求对生活的表面的描写，拒绝深度。
放弃选材要严的原则，琐碎的无意义的生活小事，不搭界的事物和色彩，皆可拼凑成篇。
展览生活的原生态，作逼真的描写，不作解释，不作评价，当然也不揭示意义。
……三，传播的商业化。
无论是“美女图”
，还是千部一腔的武侠片、武侠小说，或者是琼瑶式的言情片、言情小说，都完全商品化，编造，模仿，复制，刺激，赚钱，这就是一切。
人文意义已被淡化。
还有借**艺术之名，展示性的构造，这就不只是消解人文意义，而是反人文意义。
以“炒”
股票的办法“炒”
审美文化作品，某些平庸的无意义的作品，在一夜之间，被“炒”
成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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