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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希腊作为一个海洋国家不同，中国总体上是一个大陆国家，中国古人所理解的中国，就是“四海之内”
。
尽管中国也有漫长的海岸线，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海的兴趣都不高。
《论语》中，孔子只有一次提到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孟子的著作中也只有一次提到海:“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
（《孟子·尽心上》）这与西方古代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经常进出于地中海、亚得里亚海等各岛之间，对于海的兴趣是异乎寻常的情况大不一样。
古代中国文化的生成集中于黄河流域。
如殷墟就在河南安阳，在黄河边上。
中国的地理条件就决定了中国的经济是长期的自然农业经济，对农业的重视远远超过对商业的重视。
中国古代思想中有本末之别。
“本”
是指农业，“末”
则是指商业。
其理由是，如果不是农业生产出东西来，哪里会有商业性的交换关系呢?必须先有生产，然后才有交换。
所以古代中国历来都“重本轻末”
。
这样一来，从事商业的人，就被看作从事“末”
的工作的人，他们也就自然受到轻视。
一般地说，古代中国有四个传统阶级，这就是士、农、工、商。
商被排到最后一个，而士、农则被排列到前面。
所谓“士”
即地主。
虽然他们以出租土地为生，不直接从事生产，但他们的命运都系于农业。
收成的好坏与他们生活的好坏密切相关。
这样士与农在对自然、生活的感受上也就有了相通之处。
士与农都受到社会的重视。
《吕氏春秋》中有《上农》一篇，就把农与商作了对比，尽量美化农民的生活方式，说:“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
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
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
尽量丑化商人的生活方式，说:“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
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而无居心。
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
既然古代中国“上农”
而轻商，而农则只靠土地为生，土地对他们来说是**，所谓“天地自然育成万物”
，对土地有一种信任感和亲切感。
“天人合一”
自然就成为理想。
另外土地不会移动，农民世世代代就生活在一个地方，一家一户终年耕种土地。
这样就发展起了与西方的城邦制度不同的家邦制度。
一个家族有父子、兄弟、夫妇等人伦关系，这些关系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其他社会关系，如君臣、朋友关系，当然也要按家族关系来理解和衡量，君臣关系要按父子关系来规范，朋友关系要按兄弟关系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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