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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
[3]，汉代王符提出“辞语者，以信顺为本，以诡丽为末”
[4]，六朝时期陆机的《文赋》提出语言创新问题，刘勰《文心雕龙》专门列了《章句》篇，对文学创作中的言语问题做出不少有益的分析。
司空图等的“言外之意”
说十分重要，则将在下章作品论中详加讨论。
唐宋后，文学创作中关于语言的推敲的论述更是不计其数，这里无法一一列举。
这里要特别提出杜甫的诗句“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着重阐明其文学修辞意义。
杜甫的这句诗历来都脍炙人口，但一般都仅仅从杜甫作诗刻意求工、重视词语锤炼的角度来理解，很少有人去阐明这两句诗的理论意义。
实际上，杜甫写下这两句诗，不仅是对他自己创作精神的描述，而且更重要的是提出了诗歌中言语表达及其追求的问题。
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
，就是讲诗歌言语表达要有惊人的效果，而且要创新，不能陈陈相因，落入窠臼，而必须别出心裁，戛戛独造。
陆机在《文赋》中说:“谢朝华于已披，言夕秀于未振”
。
这里是以比喻说明古人反复用过的词语，如早晨的花朵一样凋谢了，古人未用的或少用的词语，犹如晚出之秀，未经他人振刷，则应予以启用。
杜甫所说的“语不惊人死不休”
与陆机提出的文辞创新的观点一脉相承，不过杜甫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说得更动情，也更具效果。
杜甫之后，呼唤文学语言创新最力者乃是散文家、诗人韩愈。
韩愈:
……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
[5]
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6]
气，水也;言，浮物也。
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
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7]
在这里，韩愈提出了四点:其一，文辞对创作的重要，“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
;其二，陈言务去，因为陈言没有表现力;其三，言语的创新是不容易的，是戛戛其难的;其四，解决文学言语的表达和创新，主要是创作主体要“气盛”
“气盛言宜”
。
只要气盛，不论言语的长短、声音的高下，都必然合宜。
韩愈的这些见解是很有价值的，其核心之点还是要创新，要去陈词滥调，与杜甫出语“惊人”
的思想相呼应。
语言创新一直是中华古代文论的重要命题，在韩愈之后，其门下李翱、皇甫湜、孙樵等更提出“趋奇走怪”
的论点。
苏轼、元好问、杨慎、袁枚等人对文辞出新也都有精辟深微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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