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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思想家出于不同的目的持有不同的义利观，从而形成了“道德型人才”
和“事功型人才”
两种不同的人才教育主张。
一是“道德型人才”
教育观。
学者指出，儒家的义利观是在其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为了从根本上回答人生的目的和理想问题。
从孟子开始，把义与利赋予了道德属性，从而根据义利的舍与求来区分道德意义上的君子和小人。
①宋代理学家突出了道义价值与道德型人才。
他们不遗余力地推崇儒家的纲常伦理，并将其上升至本体论的“天理”
高度，严守“义利之辩”
，贯彻“穷理灭欲”
的理学教育纲领，注重心性修养，致力于“内在超越”
的人才教育追求。
程颐、程颢、朱熹基于封建社会统治长治久安的目的，坚持由内圣而外王的“道德型人才”
范式，并设计了一整套以伦理为本位的人才教育理论。
最终理学家在宋代以“义利之辩”
占了上风，理学及其教育哲学被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
②
二是“事功型人才”
教育观。
事功型人才的提出乃特定时代之使然。
针对当时严重的内忧外患和积贫积弱局面，出自富国强兵的目的，范仲淹、李觏、王安石、陈亮、叶适均不同程度地提出了“事功型人才”
理想和以实学为旨趣的人才教育主张。
北宋范仲淹在坚持儒家伦理本位的基础上，十分重视功利实学的阐发，引入“苏湖教学法”
对太学进行改革。
李觏强烈要求变革更张，重建儒家教育的经世治国使命，主张通过实实在在的名师分业教学和学生德业考察，以获取其理想中的治国安民之实才。
王安石也强调变法之士与致用之才的人才教育。
南宋功利主义教育家陈亮、叶适提出了与理学家截然异趣的义利说，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实学为旨趣的“成人”
观。
这些争论有助于人们重新思考封建社会急剧变革时期的人才素质、类型，及其教育问题。
①
（四）“义”
与“利”
教育哲学思想的研究意义
“重义轻利”
的价值观对中国教育产生了两个方面的深远影响。
首先，这种道义论的价值观规定了理想人格的塑造。
古代教育家普遍把“贵义”
，即模范遵守伦理道德作为培养目标，注意引导学生正确处理物质利益与道德信念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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