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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描绘的1984年的世界是一个令人感到窒息和恐怖，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的假想的极权主义社会。
而在真实的中国，从1948年到1984年，企业却浴火重生，逐渐获得了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基本权力。
比如，配置各种生产要素、人事任免、内部管理、奖金分配、利润安排等，这些权力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习以为常，但在当年，却如同打开市场之门的金钥匙。
深圳改革开放的经验得到肯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的彩车开进了国庆大典。
就在1984年5月，一位名叫王石的年轻人用卖玉米赚的钱成立了一家公司，“除了黄、赌、毒、军火不做之外，其他都涉及了”
，这就是后来的万科。
前后几年，一批“身份不明”
的企业在全国各地涌现出来，这批带头人中，包括后来赫赫有名的企业家柳传志、张瑞敏、王石、刘永行、刘永好、南存辉、郑元忠、马胜利、潘宁、李东生、李经纬等。
他们后来均成为中国企业家群体中的领军人物，而1984年正是这一切的起点。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认为是“邓小平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
。
周其仁的观点是，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综合起来，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
那么，深圳“84派”
的企业家有什么特点呢？《中国企业家》杂志曾以深圳蛇口企业家为观察对象，总结提出过“蛇口基因说”
。
2005年，牛文文还在《中国企业家》杂志工作时就已经注意到，袁庚与蛇口一批企业之间存在着某种精神联系。
在蛇口这种小地方，竟然孵化出了平安、招商、万科、华为和中集这些著名的大公司。
当时他领着记者几次跑到深圳，努力尝试探寻这种联系。
那是2005年夏天的一个下午，袁庚在家人的搀扶下，走到约定的小咖啡厅里。
考虑到见面机会难得，牛文文特意做了准备，想认真地与老爷子聊聊蛇口的事。
见面寒暄之后，他发现90岁高龄的老爷子，看上去健康开朗，能清楚地表达意见和看法，但已不适合做一板一眼、一问一答的采访。
印象深刻的是，袁庚高度评价了从蛇口走出的这批企业家。
他当时一上来就握着与牛文文一道前来的王石的手，嘴里反复念叨：“王老板，干得好！”
从进门到离开，老爷子都说了同样的话。
席间，他为《中国企业家》杂志和深圳走出的这批企业家题词：“南国之星”
和“中国企业家”
，落款是“袁庚二〇〇五年六月十五”
。
（1）
3年后，2008年，《中国企业家》杂志用封面文章刊登了那次采访的成果，标题是《蛇口基因》，向蛇口和袁庚致敬。
牛文文在刊首语写了一篇文章《蛇口是一种什么样的基因》。
他说他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深圳的企业和广东其他地方的企业很不一样；深圳企业当中，出身蛇口的和华侨城的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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