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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政治、工业与经济危机引起了空前的广泛躁动。
人人都过问政治，政治、宗教与社会的斗争，政党、竞选及工联主义（trade—unionism）的恣意滋蔓撩人发火，令心灵更加紧张，连娱乐、睡眠与休息都不得安宁。
城市生活愈发繁冗与焦躁。
疲惫的神经试图通过增加刺激、陶醉于愉悦而得以复原，其结果则导致更大的衰竭。
现代文学不厌其烦地关注激惹公众**的话题，这只能激励纵欲，造成追逐快乐，蔑视基本的伦理原则及各种理想，呈现于读者面前的往往是病态人物、性变态行为、革命斗争等问题。
强烈的噪音、不和谐的音乐震耳欲聋；剧场里令人激动的表演征服了我们所有的感官；造型艺术对令人作呕的、丑陋的、富有暗示性的内容情有独钟，并将现实中最令人惊恐的现象毫无迟疑与掩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这种一般性描述足以表明现代文明的种种危险，让我对此情景做更细致的补充。
宾斯万格（Binswanger，1896）说：“神经衰弱（henia）被描述为一种现代病。
比尔德（Beard）作为第一个阐释该病的人，认为这种新的神经（质）病（nervousdisease）特别容易在美国产生，当然这种假设并不正确。
但既然是一位美国医生首先发现并描述了该病的特征，显然这是建立在广泛的经验之上的，它毫无疑问地表明，在神经衰弱与现代生活之间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贪婪的金钱追求，放纵的占有欲望，技术的巨大进步使人际交往产生了时空的幻觉性障碍。”
冯·克拉夫特·埃宾（1895）说道：“无数文明人的生活方式中充盈着大量的不卫生因素，难怪神经症会令人悲哀地加速增长，而这些有害因素会首先并严重地作用于脑。
在过去的10年中，政治与社会，尤其是商业、工业和农业的改变，带来了职业、社会地位与财产的巨大变化。
而这一切均须以损害神经系统为代价：人们必须付出更大的能量消耗（expenditurey）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与经济需求，而用于复原的机会又微乎其微。”
我认为，诸如此类及其他许多类似的意见倒没有什么错误，只是尚不能充分地解释神经（质）障碍（nervousdisturbances）的详情，更忽视了病因学的最重要因素。
如果不去考虑神经质的不确定的形式，而是考虑神经（质）疾患的具体表现，我们就会发现，正是施加于文明人（或阶层）的“文明的”
性道德对**的压制而导致了神经症的产生。
我已在以往的一系列技术性论文中陈述过论证这一观点的事实，在此不再赘述。
不过我会引用我研究中最重要的观点。
审慎的临床观察使我们对神经性（质）疾病（nervousdisorders）可做两种分类：神经症（neuroses）和精神神经症（psyeuroses）。
前者的障碍（症状），不管是身体的或心理的，本质上是一种中毒现象（toxic），类似于神经毒素（nervepoisons）的过剩或缺乏现象。
这些神经症统称为“神经衰弱”
，绝无遗传的作用，而往往是**的有害因素使然。
由于该症与这些毒素有关，仅凭临床观察就能立刻找到它与性问题的因果关系，然而，被权威人士所谴责的文明的种种有害因素，似乎与神经症没有任何规律性的联系，因此，我们可以将性因素视为神经症的基本原因。
而精神神经症，与遗传的关系较为明显，但病因尚不十分明确。
不过，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特殊的研究方法，使我们认识到，这些疾病（癔症、强迫性神经症等）是心因性的（psyic），源于潜意识（压抑了的）观念化情结（ideationalplexes）的活动。
这种方法同样使我们知道，一般而言，这些潜意识情结具有性的内容，它们源于人未被满足的性需要，代表着一种替代性满足（substitutivesatisfa）。
因此，我们应当将破坏**、压制性活动、歪曲性目标的因素视为精神神经症的病因学原因。
当然，关于神经症中毒性与心因性的理论区分并不否定以下的事实，大部分神经症患者都源于两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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