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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有效地探讨此类问题，就得依循多种操作模型，就像我刚才勾勒的那些一样。
在使用这些模型时，也要立足经验，密切结合古往今来广泛多样的社会结构。
还可以把这类“整合模式”
设想为有关历史变迁的操作模型，理解这一点很重要。
比如，如果我们观察托克维尔时代的美国社会，再看看20世纪中叶的美国社会，立刻就会看出，19世纪结构的“维系”
方式迥异于当前的整合模式。
我们会问：它的各个制度性秩序是怎样变迁的？这些制度性秩序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变迁的？这些结构性变迁的节奏即速率变化如何？在每种情况下，这些变迁的必要原因和充分原因分别是什么？当然，找寻充足的原因，通常要求除了历史的研究，至少还需要有些比较的研究。
我们可以用总括的方式，概括这类社会变迁分析，并就此更经济地梳理一系列更广泛的问题，点明变迁导致了“整合模式”
的转换。
比如，最近100年的美国历史展现出，美国从大体上通过契合整合起来的社会结构，转换成了更多通过协调达成整合的社会结构。
历史理论的总体问题脱不开社会结构理论的总体问题。
社会科学家在从事实际研究时，若以统合的方式理解这两个方面，则并不会遇到什么理论上的重大困难，我认为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或许正因为如此，对于社会科学来说，一本《巨兽》的价值抵得上20部《社会系统》。
当然，我摆出这些观点，并不是要对秩序和变迁问题，也就是有关社会结构和历史的问题给出什么定论。
我只是想勾勒这类问题的大致轮廓，点出一些已有的相关研究。
或许这些观点也可以用来进一步明确社会科学的承诺的某一特性。
当然，我在这里提出这些观点，是为了点明宏大理论家处理社会科学的这一重大问题时是多么不够完善。
在《社会系统》中，帕森斯之所以未能踏实触及社会科学实际研究，是因为他满脑子想着自己已经构建出的社会秩序模型属于某种普遍模型，因为事实上他已经对自己的“概念”
盲目崇拜了。
这种宏大理论的所谓“系统性”
，就在于它撇开了任何具体经验问题的方式。
它并不用来更精确或更充分地阐述任何具备可辨识的重要意义的新问题。
发展这样的理论，也不是有什么需要要暂时高飞，以便更清晰地察看社会世界中的什么东西，以解决某个可以从历史现实的角度陈述的问题，而人和制度在这样的历史实在中，自有其具体的存在。
它提出的问题，它推进的过程，它给出的解答，都是宏大理论式的。
回撤到对于观念的系统性研究，应当只是社会科学工作中的一个形式环节。
有必要提醒大家记住，在德国，这类形式研究的成果很快转向了百科全书式的、历史性的运用。
那种运用笼罩在马克斯·韦伯的精神之下，是德国古典传统的巅峰体现。
在相当程度上，促成这类研究的正是一大堆特别的社会学研究，它们有关社会的一般性概念与历史阐释有着密切关联。
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社会学的发展可谓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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