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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实际操作中，这项工作几乎都是在数据已经收集并“成文”
后再来做的。
不仅如此，既然这项工作耗时颇费，又磨人耐性，在有一堆事儿的研究机构里，就往往转交给同样有一堆事儿的助手来做。
然后，他搞出来的备忘摘录会被重新打磨，努力使经验研究披上“理论”
的包装，并“赋予其意义”
，或者，如同人们常说的，“从经验研究中攒出个更好的故事”
。
即便只是这样，或许也聊胜于无。
但这的确会经常误导局外人，后者可能贸然认定，这项具体的经验研究经过了谨慎选择、细致设计、精心实施，在经验上足以检验更为宽广的观念或假设。
我不相信通常做法就该这样。
事实上，那些认真对待社会科学的“文献”
的人，会基于“文献”
本身的角度，花费足够的时间，去把握其所包含的观念、理论和问题，只有经过这些人的手，才能确定什么是通常做法。
只有到那时人们才能领会，可以不用丢弃这些研究的问题和观念，而把它们的意义转译到适宜于“方法”
的更为具体、范围更小的问题上。
当然，所有从事实际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在做的就是这类转译，尽管按照他们的理解，“经验的”
这个术语并不局限在有关一系列同时代个体的抽象的统计信息，而“理论”
也不只是汇集“解释变量”
。
在这样的讨论中，颇有一些耐人寻味的把戏。
如果从逻辑的角度来分析，我所考察的这类研究揭示出，用来解释和说明“数据”
的那些“耐人寻味的概念”
，几乎总是指向：（1）高于访谈所利用的层面的结构性、历史性“因素”
；（2）低于访谈者所能了解的深度的心理“因素”
。
但是关键在于，无论是结构的概念，还是心理深度的概念，一般都不是用来梳理研究、搜集“数据”
的用语。
这些用语也许会约略指向其中某个方向，但并不属于这种研究风格通常确认的那些特指的、“清洁的”
变量。
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似乎很明显：在实践中，作为基本信息源，多少是被框定的访谈通常需要有一种奇怪的社会行为主义。
鉴于研究在管理上和财务上的实情，这种状况几乎无法避免。
这是因为，充其量不过是半熟练的访谈员，通过短短20分钟，甚或是持续一整天的访谈，也是无法获取我们所知道的那种深度材料的，那得靠训练够多、耗时够长的访谈才能得到，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18]而我们所知的适当从以历史为导向的研究中可以获取的那种有关结构的信息，也是不可能从寻常的抽样调查中得到的。
然而，有关结构和深度心理的观念还是被生硬地搬用到抽象经验主义风格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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