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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将应当迎受的最新思潮，认同为反省现代性思潮而非马克思主义，与其思想处于摇摆不定的过渡阶段，正相吻合；但陈独秀最终皈依马克思主义既非径情直遂，接受批判资本主义的反省现代性，无疑同样为其提供了必要的思想铺垫。
这个判断不单合乎逻辑，且也有事实可资佐证。
例如，他在强调中国只能用社会主义发展教育与工业时说：“我个人的意见，以为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
[28]这里的批判，明显取径于反省现代性。
又如，批判无政府主义是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表征，而此种批判也恰恰借重了罗素。
他在反驳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废除法律与军队时，说：“罗素先生的意思是以为就是很远的将来，人类的竞争心、争权心和妒忌心三样根性是不容易完全消灭的。
所以对内对外，小事仍需要法律，大事仍需要兵力，才能制止一切不正当的事。
虽然将来的法律及军队渐渐和现在不同，而绝对的废止期，几乎是现在的人类一种空想。”
[29]
其三，罗素关于中国发展问题的思考与建议，助益先进之士进一步坚定了选择走“以俄为师”
的道路。
实际上，在其时的中国青年中，罗素的影响要大于杜威。
究其原因，除了罗素传奇式的个人经历外，根本还在于，二人对于其时中国青年最关心的国家发展道路选择这一根本问题的思考与建议，大相径庭。
反对“根本解决”
而主张一点一滴的改造的杜威，告诉中国青年说，“欧战终了以后，人心对于马克思的学说渐起厌倦的现象”
，[30]俄国革命徒有形式，也已“酿成败德之紊乱”
。
[31]所以，青年人“不必望至过大，看至过远。
因人凡谋事必由小及大，由近及远。
如过大过远，即用全力亦办不到”
。
[32]他建议，解决中国问题可从普及教育与研究专门问题入手。
杜威的主张与中国进步青年中日益增长的革命倾向，格格不入。
罗素则不同，他恰恰主张中国青年要抱更大的希望，要看得更远。
他坦陈自己的真实想法，其富有真知灼见的思考，引发了广泛争论。
这不仅不是坏事，恰恰相反，它在中国思想界酝酿重大转折的关键时刻，进一步激发了国人对中国发展道路问题的认真再思考。
所以，有青年人批评杜威失之保守而寄希望于罗素，并不奇怪。
从总体上看，罗素相互关联的两大观点，最具影响力：
一是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趋向与当今世界政治总体格局的判断。
罗素说：“我觉得资本主义已到末路，世界的将来，布尔塞维克正好发展，推倒资本主义。
世人无知，所以资本主义才能存在到今日。”
“我敢说资本主义总有灭绝的一日。”
[33]与此相应，社会主义已成为世界发展的趋势。
“我所说的社会主义”
，就是“列宁所试行的”
。
[34]据此，他进而认为，当今世界的政治形成了两对势力对峙的总体格局：“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是一方面，有强力的人主张的；共产主义与自决主义，又是一方面，被压制而要求解放的人主张的。
今日世界的混乱状态，全是这两对势力互相冲突的结果，就是再往前看二三十年，也许还是这两对势力冲突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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