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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新名词的出现相一致，从1919年下半年到1923年，尤其是1919年底到1920年底，报刊上发表的关于“新文化运动”
的文章，日渐增多，形成了热烈的讨论。
寓公说：“从青年五四运动以后，报纸杂志发表解释新思潮的文章很有好几篇，因各人的意见不同，并有许多很激烈的辩论。”
[23]他是1920年9月在《改造》上发表的《新思潮我观》一文中说这个话的，足见此种辩论实际上始终没有中断。
此外，以下的事实也反映了这一点：《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从1919年9月到1920年10月，就发表了包括张东荪的《“新思想”
与“新运动”
》、品一的《我的新思潮观》、谢承训的《新文化运动意义及其促进之方法》、陈启修的《文化运动的新生命》、易家铖的《敬告中国的文化运动者》等在内共17篇文章；《东方杂志》从1920年5月到1921年8月，也发表了包括君实的《新文化之内容》、坚瓠的《文化运动之第二步》、慧心的《新文化前途之消极的乐观》等在内共18篇文章；《新人》1920年第1卷第4、5、6连续三期，都是“文化运动批评号”
，分为上、中、下，发表《文化运动的过去与未来》《文化运动的意义与今后大规模文化运动》等文章共40余篇；而《改造》1920年9月第1号，则是《新思潮研究》专号。
同时，此间发表的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与《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瞿秋白的《文化运动——新社会》等，更都是有影响的重要文章。
出现这场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热烈讨论，固然与“五四”
后新报刊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有关，[24]但它同样更应当看成是时人对周遭的变动“努力进行总体的性质评估”
，并试图“慢慢地获得重新控制的过程”
。
也惟其如此，它成为了今天我们透视“五四”
前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变动十分有价值的切入点。
[1]［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280页。
[2]章士钊说：“文化运动四字，似来自日本，日本又译自德国。”
见章士钊：《章士钊全集》（4），144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
[3]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见岳玉玺等编：《傅斯年选集》，67页。
此文虽然是发表在1919年10月的《新潮》第2卷第1号，但撰文的实际时间却是同年9月5日。
[4]戴季陶：《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载《建设》，第1卷第2号，1919-09-01。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下册，56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6]君实：《新文化之内容》，载《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号，1920-10-10。
[7]刘延陵：《文化运动应当像两个十字》，载《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双十节增刊》，1920-10-10。
[8]林茂生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上），512页。
[9]郭绍虞：《文化与大学移植事业》，载《晨报》，1920-05-04。
[10]陈问涛：《中国最近思想界两大潮流》，载《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3-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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