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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就此而言，胡适实较陈独秀更加固执。
其三，关于中西文化。
艾恺在评论欧战的影响时，这样写道：“大战所产生的对西方文化之未来的黯淡悲观与深切疑虑是极为强烈和普遍的。”
“一次大战中疯狂的破坏、恐怖，其高效率与理智化的非人道与愚蠢，给西方式的乐观与自信带来了突然却决定性的——从某些方面言也是永远的——结束。”
[29]缘此而起的欧人反省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善果，便是第一次动摇了欧洲根深蒂固的“西方文明中心”
论。
战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风行世界，就是一个重要表征。
与此相应，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将目光转向东方，主张对久被轻忽的东方文化当有所借鉴，从而推动了欧战后东西方文化对话的新时代的到来。
蔡元培访欧归来报告说：战后的欧洲思想界反省自身文化的弱点，许多学者转而向东方文化寻求帮助，是客观的事实。
“东西文化交通的机会已经到了。
我们只要大家肯尽力就好。”
[30]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所谓“东方文化派”
的崛起及其主张反省现代性，重新审视中西文化，为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增添了新的活力，正应看成是上述世界范围的大变动在中国引起的积极回响。
中西文化关系问题，是其时新文化运动中影响全局，较“科玄之争”
与宗教存废远为重大的问题。
胡适对于西方现代思潮的变动既无心得，其在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依然坚持西化论的见解，虽然仍不乏自身的价值，但毕竟缺少了新的创意。
如果说，在上述关于“科学万能”
论与宗教的问题上，胡适“理智化”
的偏见，直接表现为要求凡事“拿证据来”
的思维上的简单化倾向；那么，在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则是表现为缘于固守在进化论的意义上，对中西文化作“进步”
与“落后”
，关乎时代性的唯一判分，拒绝多样化的视角，从而导致了对于西洋文化的盲目崇拜：只许批评中国文化，不能容能批评西方文化。
在“五四”
时期，梁启超诸人倡言以“精神文明”
与“物质文明”
判分中西文化并主张重新审视二者关系。
这反映了人们观察东西文化视角的调整，即由原来仅从文化的时代性上，区分二者为未脱“古代文明之窠臼”
的后进文明与先进的“近世文明”
，[31]转为从文化的民族性上，区分二者为代表东西两大区域平行的文化，以重新考察彼此的特色与优长。
视角的调整，反映了文化价值判断的多元化，也反映了人们思想张力的扩大。
这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激进者多斥之为守旧势力的沉渣泛起，或是欧战重新勾起了中国人的“傲慢心”
，并讥之为“东方文化派”
。
但事实上，这是误解。
人们忽略了重要的两点：其一，梁启超等人的本意是要说明，西方近代文明的弱点在于过分追求物质文明的发展，而忽视了精神文明的提升，终至于导致了欧战惨剧；中国文化则相反，物质文明落后，但在精神文明层面上，重伦理与个人修养，却有自己的优长，足以助益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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