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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历史科学，其认知多不具唯一性，相反，在许多情况下，一定的模糊性却是其特点。
所谓“化腐朽为神奇，心知其意，存乎其人”
，就反映了这一点。
故在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在历史研究领域，新旧不是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新瓶可以装旧酒”
，今人的新书要读，前人的古书也要读。
物理系的学生可以只读最新的教科书，不必再去读牛顿、法拉第和爱因斯坦等前人的书；但是，学历史的谁能说司马迁的《史记》或班固的《汉书》已经过时了？实际上，库恩的思想是十分严谨的，他不仅提醒人们注意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间存在着的差异，而且在强调科学新范式形成之维艰时，就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迄今在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是否能够形成自己的范式，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他说：“在生物各分支——例如遗传学研究中——第一次普遍被接受的范式还是更近的事；而在社会科学各部分中要完全取得这些范式，至今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13]既然连库恩本人都认为，由于自然科学是“以一种其他领域所不具备的方式进步”
，所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否也能形成如同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范式”
，还是一个未知数；那么，我们今天谈论近代史研究的所谓“范式之争”
，不是应该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吗？
借用“范式”
这一新的分析工具，确实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某些问题的认识。
例如，人们公认清末民初中国传统学术实现了逐渐向现代学术的转型，此种转型若理解为学术新范式的确立，无疑会显得更加传神和深刻。
同时，我们对于蔡元培为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作序，称赞作者的眼光、手段与方法，可以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
的理解，[14]自然也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史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其与旧中国的传统史学明显地划开了界限。
1951年，郭沫若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说的一段话，很能反映新旧史学的根本转变。
他说：新中国的史学界“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各方面”
，“已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15]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由个人研究转向集体研究，由名山事业转向群众事业，由贵古贱今转向注重近代史，如此等等。
此种新旧史学的根本转变，若从范式更替的视角看，不是也可给人以豁然开朗吗？不过，上述皆关乎中国学术的根本转型，只要不作绝对化的理解，借范式相况，不易发生歧异；而在学术发展的常态下，强调范式更替，就要慎重，避免简单化。
所以，观察学术的变迁，除了借鉴库恩的范式说，还不能忘了中国的传统视野。
陈寅恪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
取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的新潮流。
学者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反之，便是不入流。
这是古今学术史之通义。
[16]他强调学术发展的规律，在于因问题的转移与新材料的发现，推动了时代学术潮流的新旧更替。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则称之为学术的“时代思潮”
的变动，并对此更有生动的描述。
他说：“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
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
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息。”
他复借佛教的“生”
、“住”
、“异”
、“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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