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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将新思潮的意义归结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简明深刻。
所谓“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其核心则在提倡精神解放，思想自由。
故李大钊说：“现在是解放时代了！
……但是我以为一切解放的基础，都在精神解放。”
[12]梁启超对此深以为然。
《欧游心影录》中专有“思想解放”
一节，其中说：“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
。
何谓思想解放？就是要有批判的精神，不盲从。
“欧洲现代文化，不论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是从‘自由批评’产生出来。”
无论古今何样学说或出自何人，“总许人凭自己见地所及，痛下批评”
，批评未必尽当，却便是开了个人与社会“思想解放的路”
。
千多年来中国学术所以衰落，进步所以停顿，究其原因，恰恰就在于缺乏这种自由的思想与批判的精神。
“所以思想解放，只有好处，并无坏处。
我苦苦谆劝那些关心世道人心的士君子，不必反抗这个潮流罢。”
[13]同时，在梁启超看来，精神解放与思想自由有赖于中外广泛的文化交流，所以他又提出两个“绝对”
：“绝对的无限制尽量输入”
与“绝对的自由研究”
。
[14]这不仅在思想上，而且甚至在具体说法上，都与陈独秀、胡适诸人如出一辙了。
同时，受五四运动的启发，梁启超对文化运动与政治的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
他说：“一年以来，国民运动之机运，句出萌达，而其运动方向，由政治方面逆捩于文化方面，根柢渐臻沉厚，而精神亦渐归健实。
此诚可喜之现象也。”
由是，他认为政治固然重要，但中国的现状又决定了不宜轻言政治，须从文化运动入手，“而次乃及于政治”
。
[15]在另一处，他更进一步提出“思想革命”
的先导意义：“同人确信中国民族之不振由于思想不进与制度不良，而不良制度尤为不良之思想所维持，故以为非先思想革命不能颠覆制度。”
[16]这与陈独秀诸人的认识，实际上也是一致的。
惟其如此，在归国前，梁启超即与众人商定了“拟为文化运动”
。
[17]同时，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梁等于1920年3月初归抵上海，5月22日《学灯》即刊出《学灯之光》，说：“一年来之文化运动，其最著之成绩，莫过于换新国人之头脑，转移国人之视线，由此，而自动之精神出焉，而组织之能力启焉，而营团体生活之兴趣浓焉，而求新知识之欲望富焉。
此不得不对于提倡新文化诸人加敬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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