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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变迁看,近代走的是一条由器而道的渐进变革路径,现代走的是一条道器并举的激进变革道路。
在这幅新旧交锋、社会嬗变的复杂图景中,从心理状态看,出现了守旧、改良、革命鼎足为三的文化态势;从学术流变和营垒归属看,存在着西化、马列、新儒家三大学术思潮;从社会变革、文化批判与价值重构的结果看,基本上是采用“以反求正”
的方式,即用激进手段达到渐进改良来实现文化变迁的目的。
以上观点可谓李宗桂教授对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所作的宏观概括。
在微观分析方面,该书考察了近现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诸多文化批判思潮和文化建构理论,以及中国港台、海外学者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种种构想,对中体西用、以夏变夷、全盘西化、西体中用、中魂西体、回归传统、复兴儒学、综合创新以及“海洋文化的新儒学”
等观点都作了详尽的阐析,尤其对20世纪80年代文化讨论中的诸多主张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判。
已故著名学者萧萐父教授当时指出,该书“扬榷百家,自立权衡,涵盖面广,可说是10年文化讨论的一个小结”
。
对当代中国文化出路所作的“论”
的提炼,则是全书的重心所在。
对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进行历史回顾与反省,使得李宗桂教授确立了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的变迁史观,把当代中国文化出路探讨与创建现代新型文化体系看做同一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进而对创建现代新型文化体系的许多前沿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战略性见解。
他认为,建构现代新型文化体系必须坚持四个思想原则,即发展商品经济与更新文化传统相统一、拓展价值领域与提高国民素质相一致、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两不偏废、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并重。
立足于这一思想原则,李宗桂教授强调,应该把现代新型文化体系看做一体三元的多维文化系统。
所谓一体,指社会主义的价值系统;所谓三元,指政治、经济、文化三个虽不相同但又密切联系的特定领域;当代中国的文化批判和文化重构,说到底是要建设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现代化的新型价值系统。
为此,必须对文化成熟的基本要求和标志有着高度明确的认识,即对社会制度的创建、价值系统的奠定、文化模式的确立、文化大传统的形成等基本要求和标志有一前瞻性、战略性的把握。
创建新型文化体系,必须树立立足现实、依托传统的古今融合论,以我为主、兼取众长的中外互补说,创造转化充满活力的文化发展观。
唯有如此,才能在现代化的历史条件下,真正找寻到当代中国文化的出路。
这样,才能做到传统与现代、中国和外国的辩证统一、双向互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并行不悖、有机融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交相渗透、比翼双飞,古典精神与现代意识的交相辉映、相辅相成。
不难看出,正是因为对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历程,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讨论的批判性总结,对“一体三元”
的现代新型文化体系的战略性思考,决定了《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在当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中占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学术界不少名家评论,该书在理论深度和现实意义上极大地超越了《中国文化概论》,是李宗桂教授文化哲学研究步入深层次、上到新境界的重要体现。
如此,说《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一书是李宗桂教授和国内学术界文化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代表性著作,当不为过。
4.中国哲学思潮的文化审视
国内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哲学研究,具有哲学之“纯化”
和文化之“泛化”
密切结合的显著特点。
换言之,学者们大多哲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交错进行,并在综合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文化哲学研究思路及成果,研究方式和学术成果也往往是哲学折射出文化、文化内蕴着哲学。
中国哲学专业科班出身的李宗桂教授亦不例外。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历程进行理性探讨的同时,他也长期致力于包括董仲舒思想和现代新儒学在内的哲学研究。
从服务于其文化哲学研究看,从它是文化哲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理论准备和重要组成看,李宗桂教授的中国哲学思潮研究具有从文化审视哲学、以哲学丰富文化的内在品格。
(1)董仲舒与中国文化。
董仲舒思想研究是李宗桂教授学术研究进路中的重要步骤,也是其整个学术研究在方法探索和理论创造方面的重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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