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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他在知名学者李锦全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题为《董仲舒——秦汉思想的统一者》的硕士学位论文。
该文后来收入知名中青年学者杨玉圣主编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1981—1994）》（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1990年，他承担了国家“七五”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董仲舒与中国文化》。
截至2008年，他在海内外发表了董仲舒专论28篇，《哲学研究》1986年第9期、1987年第9期先后发表的《相似理论、协同学与董仲舒的哲学方法》《秦汉医学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尤为代表作。
其呕心沥血之作《董仲舒与中国文化》，以董仲舒思想为点，以汉代思想文化为面，以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为线，点、面、线结合探讨思想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探讨思想家本身的思想特质、贡献及其局限，进而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并给董仲舒思想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以富有创见的定位。
该书的写作，从初稿到最终定稿，反复修改、完善并出版，历经了二十余年的沉潜。
作为董仲舒研究专家，他被选为全国董仲舒研究会副会长。
日本东京大学池田知久教授不仅向日本学术界介绍其董仲舒研究成果，而且在中国台湾讲学研究期间，专门推荐台湾研究董仲舒和汉代思想的青年学者到广州来拜访他。
美国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也向自己的美国博士生桂思卓（Sarah.A.Queen，现已是哈佛大学康涅狄格学院教授）介绍其董仲舒研究成果。
1995年，桂思卓和李宗桂教授曾在哈佛大学当面探讨董仲舒和汉代思想研究问题。
他约请桂思卓教授撰写了《董仲舒研究：欧洲北美新趋势》一文，并推荐发表在《中国哲学史》杂志1998年第1期上。
注重从社会思潮嬗变和民族文化发展来审视中国古代哲学，是李宗桂教授研究董仲舒思想的基本方法。
例如，其硕士论文指出，董仲舒把前人探索过而未实现的王霸结合的统治术和思想统一的宏大理想具体落实到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上，完成了思想统一的历史重任，从而开创了自汉代以来的思想面貌和学术风气，中国封建社会灿烂的文化自此之后形成；但是，思想统一也统死了思想，学术文化的发展由此受到不良影响。
又如，他在《孔子研究》1991年第3期发表的《董仲舒道德论的文化剖析》一文中认为，董仲舒的道德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天人感应为依托，以加强社会控制为目的，继孔孟道德修养论之余绪，折中荀韩治国方略，使思想境界培养方面的强制灌输与自我反省熔铸为一，从而确立了封建道德的总原则，建构了封建道德的基本体系，在理想人格、价值取向和社会心理等文化学深层结构方面，影响了中国社会两千年；在实现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创造性转化的今天，我们对于董仲舒思想应从文化价值论的层面给予理性的阐析，从而为现代文化建设提供思想鉴戒。
（2）现代新儒学与中国文化。
现代新儒学是当代中国哲学文化思潮中极富冲击力的一个学派，1985年前后进入国内学术界的理论视野。
1986年，毕业留校刚一年的青年学者李宗桂成为方克立、李锦全教授主持的“七五”
国家重点研究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组的重要骨干。
第二年，他参加了著名的“宣州会议”
，并受课题组委托撰写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
的由来和宣州会议的争鸣》一文，向海内外澄清了关于课题研究的实际情形。
1991年，在德国慕尼黑召开的“第七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
上，他宣读了《新儒学的形上追求及其现代意义》，该文后来发表在中国台湾辅仁大学主办的《哲学与文化》杂志。
他多次参加过在中国台湾和香港举行的现代新儒学研讨会，还承担了原国家教委“八五”
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博士点项目《现代新儒学与中国文化》。
其论文自选集《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共分三篇，其一就是“新儒学篇”
，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对现代新儒家的历史把握和理性认知。
2004年，他应台湾现代新儒学重镇淡江大学的邀请，在该校做了为期两个月、以《当代新儒学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为主题的访问研究。
诚如著名学者方克立、李锦全教授所说，李宗桂教授是国内现代新儒学研究领域中颇有建树、富有影响的少数青年学者之一。
国内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从所谓“文化生命”
的角度研究，这种方式及其结论容易出现简单地为现代新儒学评功摆好、盲目认同的倾向；一种是片面强调意识形态斗争，对现代新儒学持彻底否定态度，忽视现代新儒学在学术上的贡献，容易导致简单化；一种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去探讨，重在解析现代新儒学的文化特质，为撰写客观持平的现代文化史、哲学史提供依据，为建设当代中国文化提供思想资源。
李宗桂教授赞成第三种思路和方法，并在研究实践中自始至终践履着文化哲学的研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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