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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日报》1989年3月6日发表的《现代新儒学：由来、发展及思想特征》一文中，李宗桂教授指出，民族本位的文化立场、花果飘零的文化心态、我族中心的文化观念、多维开阔的文化视野、强烈的主体意识、鲜明的独立人格、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是现代新儒学的显著思想特征。
长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坚持认为，从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逻辑进程看，现代新儒学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但它追求“返本开新”
的文化价值观，以返回传统儒家心性之学为根本，试图开出现代科学与民主政治，则不符合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进程，其所主张的复兴儒学以解决中国现代化的构想以及“海洋文化的新儒学”
的蓝图，也只能是一相情愿的。
进入21世纪，他在《文史哲》2003年第2期发表了《当代新儒学发展的若干难题》一文，强调指出：兼容天下的开放意识与守道护统观念的纠结、复兴儒学的宏图大志与儒门淡薄的落寞现实的差距、“返本”
的传统价值准则与“开新”
的现代意识的矛盾、批评精神与自我反省意识的脱节、儒学现代化意图与边缘化现实的悖反、儒学价值理想载体的整体性缺失，正是当代新儒学发展面临的六大难题。
值得指出的是，在“从传统观照现代，从现代反思传统”
这一基本原则和学理范式的导引下，李宗桂教授一直主张要努力借鉴现代新儒学的可取之处，并对当今在中国台湾、香港和海外为中华文化复兴而努力的当代新儒家给予积极的评价。
譬如，他在《哲学研究》1989年第3期发表的《评唐君毅的文化精神价值论和文化重构观》一文中认为：唐君毅的文化精神价值论和文化重构观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忧患意识和文化参与意识，反映了对民族文化的执著之情和爱国之心，因而，其对民族文化精神价值的张扬和对中国文化重构的设想，有益于我们立足现实去培养自尊自信之心，以开放的心灵去迎接西方文化的挑战并吸纳西方文化的长处，进而建构当代中国的新型文化体系。
又如，在现代新儒学重要阵营香港新亚研究所2001年于香港举行的“传统儒学、现代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研讨会”
上，在他和台湾辅仁大学校长黎建球教授共同创议并共同担任主席的“海峡两岸中青年哲学家学术论坛”
上（2004年于澳门举行），李宗桂教授明确指出：“从当代新儒家学者的诸多学术表现来看，儒学也能适应现代化，自身也能现代化。
他们对于现代民主政治、科学精神的认同是一致的，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认同的，而且是积极推动的。
甚至，对于五四精神也是肯定的。
即使是复兴儒学，力图实现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努力，实际上也蕴涵着现代化的用心。”
在2008年于台湾“中央大学”
举行的纪念现代新儒家文化宣言发表50周年的“中国文化与世界”
学术会议上，李宗桂教授指出：现代新儒家1958年发表的“中国文化与世界”
的文化宣言，理性阐释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弘扬了中国文化的精神生命，实事求是地承认了西方文化的优长之处，提倡中西文化相互学习，重视文化的民族性，强化了中华文化的本根意识，向全世界的中华儿女昭示了对待民族文化应有的温情和敬意，凸显了文化自觉意识。
“这些，在全球化的今天，在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时候，仍然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借鉴。”
正因秉持着客观理性的学术立场来进行现代新儒学的研究，又持守着“君子和而不同”
“道并行而不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君子群而不党”
的和谐共生原则，所以，尽管李宗桂教授对现代新儒学有若干批评意见，有颇不相同的学术立场乃至政治理念，但却长期跟我国台湾、香港以及海外的现代新儒学群体保持着良好的学术友谊，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现代新儒学、认识现代新儒学，更好地研究新儒学。
（3）从“儒家主干”
“哲学核心”
到“多元互补”
。
早在1986年，在湖南举行的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李宗桂教授（当时还是讲师）就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由儒道两家共同构成，亦即儒道共同主干说。
这一观点后来清晰地表述在其1988年出版的《中国文化概论》中：“儒道两家，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心理框架和价值系统，相互颉颃，相互刺激，相互吸收，推动着民族精神的演进，从而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但是，就其学术研究的进路而言，李宗桂教授的切入点和着力甚多的地方，还是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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