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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儒家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价值及其现代影响，是李宗桂教授着力研究董仲舒思想并由此辐射到秦汉文化史、又从文化史逐渐深化到思想家（特别是大思想家）与中国文化相互关系探讨的理论依据。
关于秦汉文化研究，他已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和台湾《中国文化月刊》《鹅湖月刊》等重要刊物上发表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还计划撰写一部《汉代文化史》。
关于思想家与中国文化的研究，他主编的国家“八五”
“九五”
出版规划重点图书《大思想家与中国文化丛书》，选取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代表性的19个大思想家（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董仲舒、王充、王弼、慧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王夫之、戴震、黄宗羲），分别从其思想出发，旨在探讨中国古代大思想家与中国文化的内在关联。
全套丛书共17本，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除了由于特殊原因目前还没有出来的一本，其余已经出版）。
在《哲学研究》1993年第8期发表的《思想家与文化传统》一文中，李宗桂教授尤其集中地阐释了其“大思想家观”
，认为思想家促成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文化保守、文化变革、文化批判、服务政治四大传统，改革开放时代需要自己的思想家群体，应该依靠思想家重建传统。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儒学，那么，其核心则是哲学。
回顾近年学术界激烈讨论的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
问题，我们现在也许应当重读他早在1988年就出版的《中国文化概论》的第10章第2节，其时他早已从哲学的价值与功能、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与功能、文化的概念与结构、参与文化讨论者的学科背景等层面，学理地证明了古老的中华民族“有”
自己的哲学，而且其特点是着眼伦理本位、关心现实政治、高扬主体意识、富于辩证思考、强调整体观念、偏重直觉思维、流于经学态度、重视人际关系。
他还发表过《驳“中国无哲学”
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该文被国内多家重要报刊转载，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
2008年4月7日，李宗桂教授又在《光明日报·国学版》撰文指出，中国哲学“合法性”
问题就其实质而言，不过是研究中国哲学究竟应当采用何种范式的问题；在中国哲学研究上，与其生硬地去迁就西方哲学的范式，勉强地将其“哲理化”
，不如遵从中国历史的实际，承认其伦理化、政治化的特质，在文化价值论的层面给予合理的定位和评价。
同样，对于学术界普遍流行的中国文化“哲学核心论”
，李宗桂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哲学核心亦即儒学主干，但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和现代新型文化建设过程中，儒学不再是文化主干，哲学核心论被赋予了崭新的时代内蕴，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成为当代文化中的核心与枢纽。
这一新时代的“哲学核心论”
，是李宗桂教授长期以来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观来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一时代课题的立论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李宗桂教授在继后的研究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和功能提出了进一步的见解。
1999年，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他提交了《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互补》一文。
2000年，他在给赖美琴博士的《韩非与董仲舒政治哲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一书的序言中，针对“儒家主干”
说、“儒道互补”
说、“儒法互补”
说、“道家主干”
说等，明确指出：“儒家主干”
说侧重于社会政治影响，“儒道互补”
说侧重于人生境界和进退出处，“儒法互补”
说侧重于统治方略，“道家主干”
说侧重于哲学框架的构建、哲学概念范畴的确立以及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认可；其实，“从人生境界和进退出处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儒道佛互补；从统治方略来看，是儒道法互补；从哲学框架的构建和哲学概念范畴的确立来看，是儒道互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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