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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对“儒学主干说”
的现实扬弃，对“哲学核心论”
的抽象继承，尤其是从“儒学主干说”
“哲学核心论”
创造性地转化到中国传统文化结构和功能的“多元互补论”
，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结构和功能以及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相互关系进行理性思考的结果，是“从传统观照现代，从现代反思传统”
这一思维方式的逻辑必然。
总的说来，李宗桂教授对中国哲学思潮进行文化审视，是跟历史地、辩证地对待“儒学主干论”
与“哲学核心论”
密切相关的，并且逻辑地成为其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文化哲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种研究方式及其结论，对当今的文化哲学研究不无重要的启迪。
5.社会转型期的人文关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如火如荼的市场经济改革和引人注目的以“国学热”
为特征的文化研讨热潮，有力地推动着当代中国的社会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
然而，这一从传统迈向现代的社会转型又是异常复杂、艰难的。
人们普遍认为，社会转型需要民族精神的深层支持，越是社会转型期越需要人文关怀。
李宗桂教授近年来的文化哲学研究，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并适应着这种时代需要。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经济负面因素对社会的影响初步呈现、各种非人文、反人文的社会现象出现之时，李宗桂教授就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一方面，进行尖锐批判；另一方面，给予人文引导。
1995年，他在《羊城晚报》理论版开辟“社会转型期的人文精神探讨”
专栏，痛批社会上种种恶俗现象。
诸如《穷得只剩下钱：价值理想的失落》《及时行乐：现世主义的怪胎》《物质主义：伦理精神的背叛》《现代化不等于物化：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等文章，读者仅从篇名就可强烈感受到李宗桂教授对于人文精神的坚持和弘扬。
因此，整组文章全部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也就属于理所当然。
他还从专题深入的层面，研究如何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培育和弘扬人文精神。
他承担并主持了原国家教委“七五”
规划项目《当代中国人价值观与传统价值取向——建构社会主义新型价值观的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
规划重点项目《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目标基本政策与文化建设实践研究》、教育部“十五”
重大项目《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研究》等课题，发表了《优秀文化传统与民族凝聚力》（《哲学研究》1992年第3期）、《民族文化素质与人文精神重建》（《哲学研究》1994年第10期）、《儒家文化与当代人文精神建设》（《东方文化》1995年第2期）、《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建设》（《哲学研究》2001年第1期）、《文化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人文精神建设之若干难题》（《学术研究》2003年第2期）、《文化自觉与文化发展》（《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国学与时代精神》（《学术研究》2008年第3期）、《国学与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等论文；主编了《儒家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主创并作为主要作者撰写了《中华民族精神概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文化精神烛照下的广东——广东文化发展3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策划、主编并出版了《中华民族精神研究丛书》（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近40万字的专著《当代中国文化要论》也即将出版。
李宗桂教授在中山大学哲学系一直招收着“中国文化与现代化”
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2003年还新增了“当代中国文化”
方向，并且经常利用报刊、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介，向社会呼吁必须大力加强人文文化建设。
2000年以来，他在《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人民论坛》发表的近20篇文化时评，如《“恶搞”
背后的文化失落》（2006年第21期）、《国际惯例与民族文化尊严》（2007年第3期）、《提升软实力重在文化民生》（2007年第21期）、《“表态文化”
折射官员话语模式》（2008年第5期）、《山寨流行何必“喊打喊杀”
》（2008年第22期）、《政坛生态重构：超越单一价值观》（2009年12月上期）、《网络时代谣言传播的特点及其危害》（2010年1月中期）、《段子舆情与社会思潮》（2010年6月下期）等，融思想性与批评性于一体，集学理性与通俗性为一身，尤其鲜明地昭示了人文文化在市场经济时代、网络文化时代、大众文化时代中对于精神文化建设、政治文化建设、通俗文化建设的特殊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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