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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这一人的高文典册，不是（而且也绝不可能）发表在“儒学的故乡”
（借用该作者语）、作者的故乡——赤县神州，而是乘桴越海，迂回表现，在台湾《鹅湖》月刊——现代新儒家的著名阵地——登出，然后隔海返销！
这难道不是对该作者关于儒学已经在大陆进入“返乡复位期”
的臆断的绝妙讽刺吗！
从总体上看，在大陆20世纪80年代轰轰烈烈的文化讨论中，在上述种种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主张里，“彻底重建”
派和“综合创新”
派占绝大多数。
其他的种种主张，人数甚少，呼声甚微。
而“彻底重建”
派和“综合创新”
派对于儒学在现代中国的作用，看法虽然并不一致，但认为儒学作为传统封建文化的主要构成，作为现代中国保守势力的代言者，并不能独立承担起引导中国到现代化之路的历史重任。
在这一点上，“彻底重建”
派和“综合创新”
派倒是不谋而合。
综上可见，儒学在现代中国的发展中，在现代中国此起彼伏的思潮斗争中，并没有起到引领**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大陆自1949年以后形成的“唯政治化思维”
的挤压下，儒学的生命日渐衰竭，前景堪虞，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如果从宏观的历史角度考察，应当承认，儒学在现代中国的发展中，至少不是而且事实上也没有成为社会发展的助力——至少不是动力！
——无论在大陆，或是在台湾，还是在香港！
不仅如此从学派传承和思潮流变的角度看，儒学的境遇也十分不妙。
从学派传承的方面反思，儒学在现代中国并没有形成严密的系统，更没有鼎盛的阵容。
人们现在乐道的现代新儒学，即使从20世纪20年代梁漱溟等人发布“走孔家的路，举孔家的旗”
的宣言算起，到1949年大陆“变色”
为止，现代新儒学在文化价值观方面虽然独树一帜，而且确实有诸如冯友兰、贺麟、熊十力等荦荦大家加盟，但其社会影响和“道统”
流布，却绝不可与过往同日而语。
1949年以后，只有梁漱溟孤军独守儒学阵地，抱持天变道不变的立场，而贺麟成了共产党员，冯友兰宣布信奉唯物史观，熊十力遁入佛门，儒学在大陆可以说是香火断绝，难以为继。
转移到港台的钱穆、唐君毅、牟宗三等人，虽则尽力办学育人，宣传儒学，惨淡经营，希望“灵根再植”
，但力量甚微，应者寥寥，自己形容是“花果飘零”
。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儒学与现代中国思潮、与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格格不入。
由此，我认为，作为一个学派的儒学，在现代中国各种学派的竞长争雄中，它是一个不合潮流的时代落伍者；作为“学以干政”
的知识价值观的信奉者，儒学的理想已经落空；作为传统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作为国民行为规范的导师，儒学已经从被“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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