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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排拒外来文化的工具，则是唐以后的事，不应由此前的人们代后人受过。
而且，即使在唐以后，进步的思想家也是在文化理性高低的层面，区别夷夏界限的。
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家们，主张“师夷长技”
，实际上是承认“夷人”
器物文明高于华夏之邦。
谭嗣同认为：“今（近代）中国之人心风俗政治法度，无一可比于夷狄，何尝有一毫所谓‘夏’者！”
[8]可见，夷夏之别的标准，是文明进步的高下。
文化中国的理想追求，还突出地表现为对个体道德修养和文化生命的重视。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道德理性，讲究人禽之辨、义利之辨。
作为传统雅文化主流的儒、道、墨、法诸学派，虽然各自的价值取向迥然不同，但都承认并努力追求道德境界的提升，反对堕于物欲而不自拔。
儒家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观，无道则隐；宁可杀身成仁，也不苟且偷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9]；“君子谋道不谋食。
……忧道不忧贫”
[10]。
孟子提倡并努力实践养“至大至刚”
的“浩然之气”
，做“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11]的大丈夫。
董仲舒反对“屈意从人”
“随世而轮转”
“矫情而获百利”
，主张“正心归善”
[12]。
老庄道家力求保全人的真实纯朴本性，不卖身求荣。
他们宁可清心寡欲，也不迎合卑劣的统治者。
墨家义利并举，但以义为重，以兼爱天下为张本。
法家是典型的功利主义者，但他们是以忠君报国、天下一统为迫求。
这已经超越了狭隘的个人主义立场。
约束自己，忠心耿耿地为民族国家的利益效劳，这本身也是一种道德修养，是一种文化理想追求。
可见，超越物欲，超越动物本能，做有道德修养和文化生命的人，是中国文化内在精神生命的逻辑要求和必然归宿。
当然，传统的道德修养有着特定的时代内容，我们应当从文化的时代性的层面，予以把握扬弃。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从文化的民族性、世界性和继承性的理论高度，给予实事求是的价值评判和消化吸收。
第二，历久弥坚的大一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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