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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政府工作陷入僵局。
即便在施蒂利亚中等学校开设语言课程之类的琐事，也足以令帝国议会陷入瘫痪，与会代表激烈的争吵声伴随着头顶纷飞的墨水瓶此起彼伏。
弗朗茨·约瑟夫终于得偿所愿。
眼前的乱象正是宪政治国难以为继的真实写照，在喧嚣与**的民族主义不满情绪中，他可以名正言顺地任命公务人员出任官僚部门长官。
弗朗茨·约瑟夫逐渐暂停了议会活动，开始通过行政命令颁布法律，只在事后象征性地召开议会，投票通过已经付诸实施的命令。
尽管选举依然定期举行，选举权范围也获得了扩大，官僚专制主义的幽灵依然四处游**。
内莱塔尼亚或许曾经拥有议会机构，但它的政治制度却并不具备任何议会特征。
即便在当时的环境下，政治结构的弊端也已暴露无遗，各种解决方案纷纷浮出水面——其中就包括基于民族成分对帝国版图进行重新划分，或构建一个松散的各民族大联盟，负责监督整体教育和文化政策，同时以领地为单位对争议较少的行政事务进行分别管辖。
尽管一些作家提议，为了其余领地的利益，将匈牙利从帝国领土中分离出去，但帝国四分五裂的可怕前景却令所有人不寒而栗。
包括捷克历史学家弗兰蒂泽克·帕拉茨基、卡尔·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以及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奥托·鲍尔在内的众多作家和政客一致认为，哈布斯堡帝国的解体将在欧洲心脏地带留下一个危险的权力真空，为觊觎已久的俄国势力乘虚而入创造有利条件。
正如帕拉茨基所说，如果奥地利帝国并不存在，那就必须把它发明出来。
民族主义政客希望，帝国继续充当抵御外敌的盾牌，同时，又在他们的操纵下沦为谋求本民族群体利益的工具。
而对于弗朗茨·约瑟夫和他的阁僚们，摆在眼前的任务就是努力营造空前团结的和谐氛围，激发民众的效忠热诚。
活跃在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家，罗伯特·穆齐尔对政府的行为进行嘲讽，在他笔下描述了一个所谓的平行行动运动[2]，旨在不惜一切代价，寻找可以为帝国赋予意义的理念（在1913年的时代背景下，这场运动最终采纳了“帝国即和平”
的方案）。
事实上，政府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作为一个世袭家族，帝国唯有在古老的王朝历史中获得传承和延续：也只有在对哈布斯堡历史的祭奠中，帝国成员才能被赋予一脉相连的共同使命。
蒂罗尔历史学家和国家档案学家约瑟夫·冯·霍迈尔构建出一个框架（1781—1848）。
霍迈尔的著述命题恢宏，气势磅礴，其中就包括长达42卷的《国家历史手册》。
与之相比，20卷的《奥地利历史》篇幅稍短，于1807—1814年陆续发行，其中囊括了“奥地利帝国声名显赫的将军、政客、艺术家和学者，以及所有国王的生平与画像”
，在书中作者极力平衡哈布斯堡传统英雄和民族主义领袖所占篇幅，并对他们的成就进行交织融合。
霍迈尔认为，民族情感与帝国理念一脉相承，因为在哈布斯堡帝国统治下，“面对强大的邻国，小国弱邦的财产”
得到了充分保护。
而且，他解释道，通过紧密团结广大人民，哈布斯堡政权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帝国，并在其领土范围内实现了繁荣和兴盛。
霍迈尔的哈布斯堡历史观，对教科书的内容产生了深远影响，民族历史从此被置于一个更加宏大的背景之下，透过帝国的视角进行叙述。
斯洛文尼亚人的民族历史因此被纳入大“奥地利祖国”
的叙事主线中，捷克人的中世纪历史自然而然并入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发展轨迹，诸如1618年暴动之类的尴尬情节，直接被选择性删除。
对民族和朝代的忽略，同样对哈布斯堡人在两大文化盛事中呈现历史的方式产生了影响。
第一件便是由弗朗茨·约瑟夫的儿子，鲁道夫负责编纂的多卷本帝国史，也被誉为王储的著作。
第二件盛事当属1908年弗朗茨·约瑟夫登基60周年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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