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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翻译的时候，一般都讲究译文的每个字有出处，尽量忠实于原文，不敢随便跑野马。
译者的自由主要表现在同义词的选择，词序的有限变动，对气韵和风格的有限设计，还有在松散或紧凑、铺张或简练等方面随机处理。
由于理解能力不一样，写作经验不一样，人们可能把同样的意思译出不同的面貌，精气神大异其趣。
就拿古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的翻译来说吧，就拿不同方言之间的翻译来说吧，都是中国话，都是同样的意思，翻译的效果也会不同。
有时候意思没怎么错，但没有意思了，没有味道了，效果差异是很微妙的。
棋子在棋盘里才有意义
王樽：您在主办《海南纪实》时，曾尝试一种新的分配和管理机制，甚至还有纲领性的文件，显示出你有很强的理想成分和政治头脑。
您是否曾想过从政？
韩少功：很多年前我对自己的从业选择，有过冷静考虑，想来想去，最后的选择是不从政。
我三十来岁就是省政协常委、省青联副主席、州团委副书记，进入“梯队”
什么的，应该说有从政机会。
但我自知缺乏这方面的素质，也舍不下一种比较独立的生活状态。
从政不容易啊，要讲纪律、讲团结，要受得了委屈，要有韧性和技巧，容不得自由散漫习气，甚至话也不能随便讲，玩笑不能随便开。
我曾对朋友说过：在一个单位，不是领导剥削群众，就是群众剥削领导。
你要先想好：要是你不想当贪官，你就得准备接受剥削。
当主编、当作协或文联主席，当然也牵涉到管理，但管理规模小多了，算不上做官。
聊以**的是，我在这些岗位上还没出过什么洋相，也增长了一点务实能力。
有些作家和学者看不起其他行当，我是不以为然的。
条条蛇都咬人。
有的作家可以写出大作品，但不一定能当好一个科长。
别看他说大话，要他赚回十块钱，就憋死他。
这些经历也许有利于我了解社会、了解人。
有些成功者觉得自己很牛，总觉得社会欠他的，不是他欠社会的。
其实，个人都是社会产物，个人成功都有赖社会各种机缘。
“知青作家”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功，不就是因为文坛几乎一片空白吗？要是没有十年“文革”
，要是让前辈作家放开手脚一路写下来，还轮得上你们什么事？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谈语言时有一个比喻。
他说每一个词，就像一个棋子，离开了棋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炮也好，马也好，皇后也好，只有在棋局里才有了意义。
其实，一个人也是这样，其意义也是由其他人所决定的。
没有哥哥，你就不是弟弟；没有下级，你就不是上级；没有左派，你就不是右派。
每一个社会集团的意义也是由其他社会集团所决定的。
日军侵华，棋局里多了这一个子，国共两党的意义就变了。
假如那个时候出现外星人，棋局里再多了这一个子，中日两国的意义又会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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