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畅想小说网】地址：http://www.cxtra.net
的提法是贬义的，现在的文学史叙述中它是个中性词。
你对此可能有过亲身体会。
韩少功：我写过一篇小说，揭示农民和农村的悲剧，在《人民文学》诸多编辑和老诗人李季的支持下发表了。
不料后来被前苏联广播了，在台湾转载了，被“帝修反”
当做中国革命失败的证据。
一些正统人士便批判这篇小说，甚至取消它的评奖资格，即使它在读者推选过程中的得票率很高。
当时我在湖南省，一反“自由化”
我就成了敏感人物之一，就有明枪暗箭夹枪带棒的事情。
这就是当时的气氛。
很多作家比我承受的压力还要大得多。
王尧：但那时候的文学也成了最受关注和影响最大的领域，现代化想像和启蒙主义思想通过文学得到了迅速的传播。
韩少功：当时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是各种新思潮组成了反“左”
大联盟，联盟之内不同的思想资源，不同的利益立场，虽然已有分歧，但仍统一在改革的旗帜之下。
比如党内有一些理论家提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知识界里老派的自由主义，与知识界里新派的现代主义，其实不是一回事，也展开了交锋，但不管是使用哪一套西方话语，要干的还是同一件事，那就是批“左”
、批“文革”
，走民主和科学的道路。
不同道路只是不同角度，共同的价值核心是对人的重新肯定，对个人的重新肯定。
王尧：刚开始，我们并不习惯用现代主义的方式来肯定人性并且恢复人性的权利。
韩少功：老派自由主义主张解放人性，提倡人道，追求“大写的人”
，但新派的现代主义认为“人对人是豺狼”
“他人即地狱”
“潜意即恶”
，把人道主义看成是虚伪和可笑的乌托邦，用萨特的话来说，是一种“绝望”
的人道主义。
两者构成了欧洲现代人文思潮内在的紧张和冲突，但对于中国的八十年代来说却都是新话题，都是违禁品。
“清除精神污染”
的时候，实际上把这两家一锅煮。
王尧：那时关于现代主义的争议，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质。
韩少功：后来出现缓和的转机，据说是当时的一位中央领导召王蒙去解释。
王蒙举了三个现代主义作家为例，一是聂鲁达，二是马雅可夫斯基，三是布莱希特，说他们大多是共产党员，聂鲁达对新中国还特别友好。
据说这一解释改变了中央的态度，对现代主义的政治批判稍稍降温，算是网开一面。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