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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治与社会民主被抛弃，曾一度扩大到人民大众范围的国民重新被限定在有产者和纳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狭窄框架内。
经济自由使一切社会民主的尝试和无套裤汉要求“享受的平等”
成为泡影。
经济自由与权利平等之间的矛盾被“平等派密谋”
的理论家巴贝夫和邦纳罗蒂解决了。
他们在批评生产资料私有化上迈出了一大步。
共和四年霜月9日（1795年11月30日）发表的《平民宣言》放弃了只能持续一时的土地法，废除了继承权，并且特别规定取消地产权。
“财富和劳动的公社”
可以达到享受平等，它是获得权利真正平等和实际的国民团结的先决条件。
这些是后来引导社会主义理论家们思路的丰富思想源泉。
然而热月党资产阶级不仅惊恐万状地抛弃一切社会民主的思想，而且还抹杀任何政治平等的痕迹。
共和三年宪法恢复了纳税人选举制，它的《人权宣言》特别明确指出：“平等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或是保护，或是惩罚。”
（第3条）。
这只是公民权的平等。
这就恢复起1789年的传统，肯定了显贵的，即至少是富裕有产者的国民范围。
1799年6—7月的民族危机威胁到资产阶级国家脆弱的平衡。
但是资产阶级在社会与政治上的至尊地位再也不会被人民大众所动摇。
反动倾向迅速表现出来，这就是雾月18日政变的含义。
民族仍局限在共和三年显贵们规定的范围内，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平等，统一主要指机构的统一，而不是指国民的社会内含。
3.社会权利：救济与教育
无套裤汉设想的权利平等必须消除生活条件的不平等。
被救济权只是这个总要求的一个方面，即确保每个公民的生计。
通过要求受教育权，无套裤汉雄心勃勃地想和“有才能的人”
平等，从而掌握自己的命运。
但这两重希望被资产阶级革命化为泡影。
旧制度下负责救济的教会被没收财产后，救济事业被世俗化，并被制宪议会办成一个公共机构。
1790年，制宪议会建立起一个乞丐问题委员会，其理论是：社会有责任对其穷苦成员进行救济，国家应对此负责，并予以负担。
1791年宪法的第1编（宪法保证的根本措施）规定建立“一个公共救济的总机构，以扶养弃儿，帮助穷苦的残疾人，并且为没有工作的健康穷人提供就业机会”
。
实际上，制宪议会无力在这方面进行全面改革。
它只是维持现状，仅仅不把医院产业作为国有产业出售。
然而，由于废除了什一税和封建捐税，医院的财源减少了。
于是，议会努力用政府补贴予以补偿。
它所采取的仅有的两条重大措施是1790年5月30日和8月31日通过的两项关于建立慈善工场的法案。
立法议会以公共救济委员会代替了乞丐问题委员会，它在1792年8月19日取缔了从事救济事业的宗教团体，使形势严重恶化。
实际上，旧的医院体制被摧毁后没有建立任何新的机构来替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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