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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码头工人，他是个小偷。
在39个被指控为9月屠杀的帮凶并于共和四年被判刑的人中，没有一人以前上过法庭。
攻占巴士底狱的662名胜利者，人人都有住宅和固定工作。
文件表明，在共和三年芽月和牧月（1795年春）的被捕者中既没有乞丐，也没有流浪汉。
更令人惊奇的是，在1792年1月和1793年2月抢劫杂货铺的事件中也是如此。
在接近社会边缘的阶层中，那些住在包租房里，即没有固定住处的劳工和失业者是革命群众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批慈善工场的失业者曾参加了夺取巴士底狱前夕烧毁各入市税征收处的骚乱活动。
至于那些没有固定住处的劳工，由于他们的数量多（根据唯一把他们单独统计的1795年人口普查，他们有将近1万人，分布在25个区），因此他们在参加斗争者中所占的比例高就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了。
他们占巴士底狱胜利者的110，杂货铺抢劫者的16，马尔斯校场事件参加者的15。
以上这些是构成革命群众基本成分的旧式的民众阶层，在当时被称作“无套裤汉”
或“无套裤汉阶层”
。
在现代社会学看来，这些词的含义较泛；但是从当时的社会条件来看，它们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不知是谁根据人们的穿着方式发明了这个能区分其政治与社会地位的单词，有可能是贵族莫里神甫。
而且，当山岳派获胜时，热情的积极分子和共和派都自称是无套裤汉。
但是，佩蒂翁1793年4月10日在国民公会作了更明确的解释：“无套裤汉并不是指除了贵族以外的全体公民，而是指那些区别于有产业者的无产业者。”
无套裤汉以他们的服装区别于人，并且同更高的社会阶层是对立的。
长裤是人民大众的标志，正如套裤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标志一样。
一直身穿套裤的罗伯斯庇尔则把“穿金色套裤者”
和无套裤汉对立起来。
共和二年获月25日（1794年7月13日），一名警方密探在他的报告里把无套裤汉同“穿长统丝袜者”
对立起来。
巴贝夫则发展了词的意义，把全体法国人分为“套裤汉”
和“无套裤汉”
两大类。
此外，无套裤汉还因其他行为区别于他人。
他们仇恨贵族、商业和财富，甚至憎恶富裕。
是这种对立使得前第三等级内部的社会界限难以分明，而且无套裤汉本身也不可能构成一个社会阶级。
他们同贵族当然有明显区别，但是同中小资产阶级的界限就不明确了。
心态中的人民性是他们同后者区分的重要标志。
仅靠社会属性不能确定其是否为无套裤汉。
一个反革命的劳工就不能成为一名好的无套裤汉；而一名爱国的资产阶级则很乐意被称为无套裤汉。
社会属性由政治定义加以明确，二者不可缺一。
这里既不凭口头的爱国主义，也不靠简单的思想赞同，而在于实际的政治表现。
无套裤汉参加了历次全部的革命行动。
共和二年西部方面军的一个军事委员会主席布鲁图斯·马尼耶在一封被截获的信里曾批评“政府对无套裤汉恨之入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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