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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宋开始，历经元、明、清各代，对梅赜所献之书的辨伪便成为考据学家的热门课题，但由于复杂的原因，伪《尚书》仍在半遮半掩之中大行其道。
直到清朝康熙年间，经著名考据学家阎若璩的不懈努力，这一伪书的真实面目才被彻底揭穿。
阎若璩在少年时便对梅氏所献书中所谓“逸文”
的真实性感到怀疑，成年以后便下定决心要把这一历史悬案搞个水落石出。
他前后花了20多年的时间，对梅氏所献本子进行了精深的研究考证，终于完成了一部给梅氏伪书下定论的著作——《古文尚书疏证》。
在这部书中，他列举了128条证据，令人信服地彻底戳穿了梅氏本的骗局。
从大的方面来看，有下列三点可证其伪：1.作伪者将先秦古籍中有关《尚书》的只言片语加以精心连缀，以成所谓“逸文”
，而阎若璩对这些“逸文”
的最初来源都一一查出。
2.作伪者又将孔子编定《尚书》时所写《书序》中的若干标题，移植到25篇“逸文”
中，让人感到其来之有绪。
3.为了弄假成真、蒙蔽世人，作伪者将伪文与伏生所传真文仔细掺和，并煞费苦心地伪造了所谓孔安国的序文和注释。
这一高级赝品可谓机关算尽，但由于吴械、阎若璩等学者的不懈努力，证明古文《尚书》确是晋人伪作，这场自两宋到清康熙年间长达五六百年之久的关于伪古文《尚书》的疑辨至此已基本定案。
就在吴械、朱熹、阎若璩等学者怀疑古文《尚书》并着手寻找证据考辨之时，今文经学派又开始了对《左传》《周礼》等先秦典籍真实性的长久怀疑。
在这个过程中，今文家怀着对最早提倡古文经学的西汉末年刘歆的嫉视，说他伪造了《左传》和《周礼》，同时还“遍伪群经”
，直至窜乱《史记》，罪名越来越严重。
经宋人林栗、元人程端学等今文家一路怀疑下来，至清代著名今文家刘逢禄写成《左氏春秋考证》一书，对刘歆的所谓“伪造”
《左传》的劣迹给予了系统的揭发。
在刘逢禄看来，历史上曾经有过名为《左氏春秋》的书，一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但冒名的《春秋左氏传》乃是东汉以后的以讹传讹，而其始作俑者实为刘歆。
刘逢禄为此断言，后世流行的《左传》，是刘歆出于贬低今文的《公羊传》，为王莽篡汉提供历史根据的目的而与《周礼》一块捏造出来的。
到了清末，那个在戊戌变法中爆得大名的南海才子康有为，除全部继承了刘逢禄的论证外，进而从现行《左传》的来源、形成上再次证实其为伪书，还在其代表作《新学伪经考》一书中，进一步断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是古文经全部是刘歆的伪作，故称为“伪经”
。
因为这些伪经是新莽一朝之学，与孔子无涉，为了弘扬孔子之道，必须摒弃刘歆之伪经。
关于《新学伪经考》的得名，康有为说得更加明白：“王莽以伪行篡汉国，刘歆以伪经篡孔学，二者同伪，二者同篡。
伪君、伪师，篡君、篡师，当其时一大伪之天下，何君臣之相似也！
然歆之伪《左氏》在成、哀之世，伪《逸礼》、伪《古文书》、伪《毛诗》，次第伪之，时莽未有篡之隙也，则歆之畜志篡孔学久矣；遭逢莽篡，因点窜其伪经以迎媚之。
……而歆身为新臣，号为‘新学’。”
为了证明这个观点，康有为从多方面做了论证，全盘否定了传世的古文经传，从而动摇了现存的儒家经典。
尽管康有为在考辨古文经的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主观武断现象，有些观点经不起推敲，甚至属于误断，但凭着康有为的名声，在当时的政治界、学术界仍然产生了相当大的震动。
这篇疑古的文章，在政治上遭到了清政府三次降旨毁版的命运；在学术上，则直接影响了后世疑古辨伪风潮的兴起，直至引发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辨派”
的产生。
1917年，27岁的胡适自美国学成回国，担任了北京大学教授，接替陈汉章讲授中国哲学史。
授业之始，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新编写讲义，以一种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远古的历史和古代哲学家的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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