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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采用“截断众流”
的方法，摒弃远古“一半神话，一半正史”
的记载，在开篇“中国哲学的结胎的时代”
一章中用《诗经》做时代的说明，丢开了三皇五帝和夏商，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
胡适之所以丢开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不讲，而直接从老子、孔子讲起，是因为他对中国远古时期神话传说和史实杂糅的记载持根本的怀疑态度，所以才有了“东周以上无史”
的讲法。
胡适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哲学史课时，已在北大读书并选修胡适课业的顾颉刚等听了他的将周宣王之前的历史全部抛弃不用的治学思想和方法后，深表佩服。
据后来顾颉刚回忆说：“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后来，胡适又发表了《水浒传考证》和辩论井田制的文章。
这些文章的发表，给顾颉刚以深刻的触动和启迪，顾颉刚说：“可见研究古史也尽可以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
……我们只要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尧舜们和桀纣们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做出两极端的行为的缘故，也就可以领略他们所受的颂誉和诋毁的积累的层次。
只因我触了这一个机，所以骤然得到一种新的眼光，对于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
胡适留美时师从名教授杜威，他将杜威的实验主义简化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并在中国学术思想界大力鼓吹，风靡一时。
1919年，在新文化运动的**中，胡适又提出整理国故的主张，一时从者云集，一大批青年学者在他的旗帜引领下走上了这条道路。
正因为这个缘由，从1920年起，胡适与顾颉刚的交往日益频繁起来，顾颉刚开始按胡适的学术指导思想撰写《清代著作考》。
之后两人共同策划编辑《辨伪丛刊》，其间得到了学界名人钱玄同的赞同与响应，三人不断来往商讨，使这个事情越闹越大，并最终拉开了古史辨运动的序幕。
以胡适为主编的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委会成员合影。
右起：陈垣、朱希祖、顾颉刚、胡适、马衡、沈兼士、徐炳昶
1922年，顾颉刚在整理上古史的过程中，把《诗》《书》《论语》三部书中所载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并加以比较，发现“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
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
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
。
于是他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也就是说，古籍中所讲的古史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地积累起来而造成的，神话传说发生的时代，其先后次序和古书中所讲的排列系统恰恰相反，这便是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史学界影响颇大的顾颉刚的学术精髓——“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观。
1923年2月，顾颉刚致书钱玄同，进一步表明了他的这一观点。
这封信于同年5月6日在《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9期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标题发表时，顾颉刚又加了个按语，申明自己的主要观点：“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
这有三个意思。
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
。
……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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