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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即平凡普通的日本人。
认为没有必要向美国人作解释的“田中”
自然不会把“假设”
表达清楚。
美国人研究社会时通常都假定文明文化这些前提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并不打算去研究他们所赖以建立的前提。
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只是用统计方法关心舆论和行为的“扩散”
状况。
他们利用大量的数据资料、受询者的大批答话或其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心理测试的结果等，进而作统计学的分析，试图从中推论出某些独立的要素和相互依存关系。
在公众舆论调查领域，则利用相当完善人口抽样的方法进行全国性的民意测验。
运用这种手段可以知道有多少人支持或反对某一位公职候选人或某一项政策。
还可以分别列出支持和反对者的城乡比例贫富比例和党派比例。
在一个实行普选制的国家里，法律实际上是由人民代表草拟和制订的，这样的调查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美国人进行民意测验，并能够理解测验的结果的前提是：美国人了解美国生活方式，并把它视为理所当然。
理解其他国家的前提是先对该国国民的习惯和假设系统地进行定性分析，然后民意调查才能起有益的作用。
慎重抽样是保证民意测验能够发现支持和反对政府的人各有多少这一结果准确性的重要手段。
但是，民意测验的结果是建立在对国家观念非常了解的基础之上，否则这样的测验毫无意义。
只有了解了该国国民对国家的观念后，我们才能懂得该国国民所争论的是些什么内容。
一个国家的国民关于政府的设想所具有的普遍和持久性的意义要远远超过表示政党势力的统计数字的意义。
在美国，无论是对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来说，政府几乎总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恶魔，因为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使得人们除了在战时有可能获得些许地位之外，在其他时候即使受雇于政府也不会使人获得他从私人企业的相应工作中获得的地位。
美国人的这种国家观甚至同许多欧洲国家国民的国家观也相去甚远，那么同日本人的国家观相比更是天差地别。
我们最先需要了解的正是他们的国家观。
我们要从他们的社会习俗、对成功者的评价、民族历史神话和在民族节日发表的演说中的间接表现来研究他们的观点。
但这要求系统地研究。
如果我们倾注于查明一次选举中投赞成票或反对票的居民比例时的注意力与细致心可以与调查其他国家一样，那么任何一个民族对生活所具有的基本设想以及他们的处世态度都是可以研究出来的。
日本就是这样一个颇值得探讨的国家。
我确实发现，一旦我弄清了我的西方观念与日本人的生活观念的相悖之处，一旦我对日本人所使用的范畴及符号多少有点儿理解，我便理解了日本人的种种矛盾。
我开始明白日本人怎么会把他们行为的某种急剧改变竟视为是首尾一致的一个体系中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我还能够试着对其做出解释。
在我同日本人一起工作的时候，最初发现他们使用许多奇怪的措词和概念，在后来也明白了其具有的丰富的含义，充满着年代久远的历史情感。
西方人和日本人对于德与恶的理解的是大不相同的。
这是一个既不属佛教也不属儒教的独特体系。
它是一个日本体系——既是日本的力量所在，也是日本的弱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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