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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禁毁不足以亡书，倒是洋人编撰的《剑桥中国明代史》，提供了佐证。
该书的撰写者说，“清代文字狱中禁止的大多数作品一直被保存下来，而大多数遗失的作品不在被禁之列”
（第12章《明代的历史著述》）；认为正因被禁，使之得到了保存，“禁令实际上是最有效的广告形式”
。
该书还提到，“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家、出版家和藏书家对检查和迫害的威胁，感受各不相同”
。
凡此，都是容易被论清代文字狱者忽略的事实。
犯禁的快乐是人的一种基本的快感，对此你不难由人类始祖的偷食禁果，一直想到“文革”
中红卫兵小将的偷读禁书。
但这决不应当被用作对文化专制的辩护，则是不待说明的。
《剑桥中国明代史》的作者还认为，“因乾隆禁令而引起的对南明材料的改动，程度的大小难以估计。
但这对清初以来全部幸存的作品的影响微不足道”
。
“乾隆的南明研究政策的影响，似乎积极方面多于消极方面。
《四库全书》计划大大刺激了对各种旧书的兴趣。
而且，有意研究南明的学者多对乾隆法令的宽大精神感到满意，而不是被禁令的严峻文字所吓倒。”
上述判断未必无懈可击。
我甚至疑心这些过于轻松的说法多少也由于“隔岸观火”
，对于发生在异国的事不能感同身受，甚至隔膜。
这也是仅由文献读史所难免的限制。
但有一点仍然是可以相信的，即无论古今，书籍的流失不止由于暴力，“行政手段”
的功用正不必夸大。
“乱世”
与“平世”
非即两个世界，不必夸大的，还应当有“改朝换代”
的文化意义。
但载籍之厄、书籍的聚散，毕竟更在易代之际。
陆陇其顺治十四年日记，记其家遭游兵劫掠，“邺架万卷，尽被奴辈所窃”
（《陆子全书·三鱼堂日记》卷一。
同书卷三还说到毛晋、钱谦益身后书籍的散失）。
朱彝尊《项子京画卷跋》说项氏天籁阁“乙酉以后，书画未烬者，尽散人间”
；“近日士大夫好古，其家辄贫；或旋购旋去之，大率归非其人矣”
。
朱氏另有一番感慨，说“非其人而厚藏，书画之厄，终归于烬而已”
（《曝书亭集》卷五四）。
王猷定也说藏书固然关乎气运，而存之之故也系于其人（《彭彦伯藏书序》，《四照堂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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