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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继佐年谱》附录二，中华书局，1992）。
潘耒《国史考异序》的说法，是其兄“不与其事，横罹其祸”
。
却也有不同的说法。
傅以礼所辑《庄氏史案本末》，就有人说庄氏聘名士约十六七人“群为删润论断”
，吴、潘正在其中（卷上）。
〔4〕其实二子是否与闻，有无“参阅”
，对于今人无关紧要，即“与闻”
、更“参阅”
又何罪之有？二子不过为此狱的酷虐，提供了一个令人动容的例子罢了。
王冀民《顾亭林诗笺释》关于顾氏祭二子诗，笺曰：“湖州史狱不过清代千百桩文字狱之一，斩绞凌迟仅七十二人，较后来戴名世案、查嗣庭案、吕留良案、谢济世案，以及张熙、曾静诸案多无罪而死者，未为惨酷。
吴、潘二人虽属株连得祸，然既私撰《明史记》，已有取死之道，较同时仅因助赀刻书、开肆售书、行路购书以及书手、刻工知情未报而骈首就戮、而籍没流徙、而终身囚系者，未为冤枉。”
（卷四）在我读来，“仅”
、“已有取死之道”
、“未为惨酷”
、“未为冤枉”
云云，不过表达了王氏本人的愤慨而已。
清朝定鼎，士风未即“丕变”
。
陆文衡说：“生员言事，卧碑有禁，而吴下士子好持公论，见官府有贪残不法者，即集众昌言，为孚号扬庭之举，上台亦往往采纳其言，此前明故事也。
今非其时矣……”
（《啬庵随笔》卷三，光绪丁酉刊本）以下举“因言获罪”
至惨者，即金圣叹等哭庙一案诸人。
在记述者的笔下，狱中的吴炎、潘柽章确也十足的明人面目。
《松陵文献》卷十吴炎传，说吴“在狱赋诗慷慨，神色不挠”
。
杨凤苞《记吴楚》关于史案中人的精神状态，有类似描述：“时以史案系累者多文士，诸人锒铛狴犴，慷慨赋诗，互相酬答，皆无困苦乞怜语。”
（《秋室集》卷五）我所读到的潘柽章狱中与人唱和诗却不免老套，无非悔不该与文字结缘，当然，牢骚而已。
《临野堂别集》录潘柽章狱中诗《漫成》四首，其一首联即“抱膝年来学避名，无端世网忽相婴”
；尾联为“自怜腐草同湮没，漫说雕虫误此生”
。
其二尾联：“从使平反能苟活，他年应废蓼莪诗。”
《与美生对酌》绝句，首句即“平生恨不学屠沽”
，并不一味作激昂语，也是士大夫当此种时候惯有的表白。
一旦因文字得祸，书生通常想到的，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实则只要项上的那颗头颅犹在，总不能不舞文弄墨——不必读那些长流边徼的文人的诗文，只要看史案中人羁绁之下仍然吟哦不已即可知。
那么你会想问，这种轩昂的意气，在有清一代，是如何消磨殆尽的？
吴炎、潘柽章为青年才俊，查继佐、范骧、陆圻则系浙中名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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