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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已经说到，我曾经强调过由史学中得益，但在写《想象与叙述》时，却更愿意强调另一面，即我进入历史的“文学研究者”
的方式，文学研究对于我近二十年的学术工作的意义。
有了这两个方面，才较为完整。
“明清之际”
决不冷门，你跟别人不同的，或许就是你对材料的感觉——别人不以为材料的，你作为了材料。
背后隐隐地起作用的，就有得之于文学阅读与文学研究的那种训练。
我以为文史之间的学术壁垒是不正常的。
中国的学术有“亦文亦史”
的传统。
我收到的第一份访台邀请，发自台湾“中研院”
史语所。
本来用不着由此而想到所谓的“胸怀”
，我却不能不想到。
我其实很明白自己的研究的价值，从来不缺少自信，而且知道，在开放的学术环境中，学科壁垒只能用来保护平庸。
李庆西：复原历史情境是一种可贵的努力，可是历史能否真正被“复原”
，在理论上就有争议。
也许，柯林武德称之为“先验的想象”
的历史思维不失为一种妙策，研究者大可藉此展开能够自证其说的建构。
我们知道，真正的史学大家是有文学家的手段的，司马迁就不必说了，近人陈寅恪就极富治史的想象力，他在《柳如是别传》里写到钱氏的“复明运动”
就是一个有趣的个案。
尽管这种陈述的“可靠性”
是可以被质疑的，但是透过不断铺陈且加以辨析的大量材料，钱氏的境遇和心态愈发让人感同身受，难怪有人认为那里边有着作者自己的心性寄托。
也许，这就是柯氏所谓“史学家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
的研究方式，你在自己长期的治学过程中，是怎样看待和处理这样一些问题的？
赵园：很惭愧，我至今没有读过柯林武德，也几乎没有读过其他史学理论。
我已经说到我的理论兴趣。
但到做明清之际的这段时间，材料的压力太大，几乎没有精力再读其他。
而且我已经过了研读理论的最佳年龄。
进入九十年代之后，读理论已经感到力不从心。
某些思路，我是在对优秀的学术成果的阅读中领悟的。
依据这种经验，我对研究生说，优秀的学术作品是最好的老师。
你说到了想象力。
想象力本来就不是文学创作或文学研究者的专利，尤其在“科学主义”
被祛魅之后。
我也注意到了陈寅恪的想象力，他的深于人事，深于世故。
但我对陈寅恪关于钱谦益“复明运动”
的叙述却有一点保留，认为有可能把钱氏其人关于自己的想象过于当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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