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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没有必要排斥想象。
问题或许更在于表述：比如表述中留有余地，预留想象的空间，不排斥另一种可能，以至另外的多种可能。
由你的提问看，我的研究可能被认为暗合了柯氏所谓的“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
，但我要求自己的，是尽最大努力“回到”
当时的历史情境，贴近历史人物的心境与感受，而不是借历史寄托“心性”
。
但我的经验背景毕竟是我理解对象的重要依据。
我的研究问世之后，有人说是“心态史”
，我自己也用过“心史”
的说法，其实也仍然没有这一方面的自觉，比如立意要做“心态史”
，只不过文学研究者的习癖在起作用罢了。
我愿意强调的，是对想象力应当有所抑制，不可放纵。
李庆西：历史学好像很排斥文字的华美（陈寅恪治史很有想象力，文字却相当节制），可是也不尽然，像史景迁、魏斐德那些美国学者的著作就很有绘声绘色的特点，即便读中译本我们也能感受到史学家的文采。
其实，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基本上也是一种“说事儿”
的写法。
这是否跟美国学者的著述态度（出版意识）有关？你怎么看待这样一些用叙事文体处理学术题材的著作方式？
赵园：我要说自己更能欣赏陈寅恪、陈垣的那种节制。
我曾经受过黄仁宇的启发，但在后来的学术工作中，渐渐不再能适应他的那种表述方式（当然不止于“表述方式”
）。
这里有治学过程中心理、态度的暗中变化。
我不适应对“历史”
的故事化，不适应以想象、猜测为“事实”
，不适应不包含自我质疑的过分自信的态度。
我这里只是在说自己的取向，不想做价值判断。
总之，变化发生了，它的意义还有待于推究。
我说过这种意思：你做学术，也免不了被学术所“做”
。
对这一点保持反省的态度，是有益的。
至于史景迁，我只读过他的《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中译本。
台湾朋友送了我他的《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一定很有意思，但我还没有来得及读，不便评论。
关于魏斐德的《清朝开国史》，我在《想象与叙述》里已经多处谈到。
或许是有成见在前，读史景迁、魏斐德，有时会感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隔膜。
我认为问题不在于是不是“叙事文体”
，而在如何叙述，叙述的“学术含量”
。
同样用“叙事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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