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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当卢库卢斯未获准完成那一征服战争的时候，甚至连他的朋友也认为他的荣誉似乎是不完美的。
卢库卢斯的勇气和行动早已把这个战争推进到几乎任何人都能将它结束的地步。
如果一个建筑师的设计根本没有被付诸实施，或者这些设计被稍许改动导致了建筑物效果的减弱，他必然会感到羞辱。
然而，设计完全是建筑师的事。
对于行家来说，和在实际施工中一样，在设计中也能充分展现出他的天才。
不过即使对最富有才智的人来说，设计也并不一定能给他带来与建成一座辉煌壮丽的建筑物媲美的快乐。
在这两种情况中，他们都可以表现出相同的天才和鉴赏力。
但是，效果却大相径庭：从前者得到的乐趣有时根本比不上后者带来的惊奇和赞美。
我们相信许多人的才能要高于凯撒和亚历山大；相信他们处于同样的环境中能够作出更伟大的行动。
但是，我们并不会以惊奇和赞美的眼光来看待他们。
在所有的时代和国家里，人们都会以同样的眼光来看待上述两位英雄，发自内心的冷静的评价还可能使我们更加赞赏他们，但是他们却缺少伟大行动的光辉带来的这种赞赏。
卓越的品德和才干并不能也不可能产生同卓越的业绩一样的效果，就算是对承认这种卓越品德和才干的人也不能产生同样效果。
就像在忘恩负义的人看来。
如果有人愿意行善却未能成功，其优点好像会因失败而缩小；企图作恶而未能成功的嗯，其缺点也一样会缩小。
犯罪是唯一的例外。
这种罪行直接影响政权本身的存在与否，当局对它的态度当然要比对其他任何罪行都更加小心地加以提防。
在处治叛逆罪时，君主所愤恨的是它直接危害于他本人；而在判处其它罪行时，君主所愤恨的则是它危害于别人。
在前一种场合，他所发泄的是来自于自己的愤恨；在后一场合，他的愤恨只是由于对自己的臣民的同情和体谅。
所以，在前一场合，因为他是为了自己而处罚罪犯，所以他所作的判决很容易比公正的旁观者所能同意的更加严厉和残忍。
而且，在叛逆罪较轻的情况下，他也会勃然大怒，而且跟在其他情况下不同，他不能等到罪行发生，甚至不能等到作出犯罪尝试就勃然大怒。
一次图谋叛逆的商议，甚至仅仅只是一种叛逆的企图，只是一次叛逆的谈话，虽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但是在许多国家都是要受到同犯下实际叛逆罪一样的惩戒。
至于只是有所图谋而未予尝试的其他任何罪行，根本不会得到什么惩罚，更谈不上什么重刑。
可以这样说，确实没有必要将设想犯罪的图谋和犯罪的行为归为同样的邪恶行为，因此不应使它们遭到同样的惩戒。
也可以这样讲，当事态发展到紧要关头时，我们能够做出许多自己感到全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还能够采取各种措施来完成它们。
然而，当叛逆的图谋已经发展到进行最后尝试的程度时，这个理由就不能够成立了。
虽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会将一个用手枪射向他的仇人但未击中的人判处死刑；但是根据苏格兰古老的法律，即使那个人击伤了对方，如果后者没有在随后一定时期内死亡，前者也不应被判处死刑。
但是，人们对这种罪行的愤恨之情是那么地强烈，以至于对那个表明自己会犯这种罪行的人的恐惧是如此之大，导致在所有国家里只是企图犯这种罪行的人也会被判处死刑。
可对那些企图犯较小罪行的人的判处，却往往很轻。
那个小偷在把手伸进邻人的口袋行窃之前被人当场抓住，对他的惩罚仅仅是使他丢脸而已。
如果他有时间偷走一块手帕，那么面临他的就是死刑了。
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人，在邻人的窗前置放梯子、尚未进去就被人发觉，也不会被处死；企图强奸妇女的人不会受到像强奸犯同样的惩戒。
虽然诱奸妇女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企图诱奸一个已婚妇女的人却根本不会受到惩罚。
我们对仅仅是企图造成危害的人所产生的愤恨，很少会强烈到让我们为使他受到跟实际造成危害的人相同的惩戒而出庭作证。
假如他真的做了那件坏事，我们就自然地认为他应该受到那种惩罚。
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随着判决而来的高兴减轻了对他残暴行为的愤恨；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对有人遭到不幸感到的痛苦增强了对他的残暴行为的憎恶。
然而，在两种情况下，因为他的意图同样都是相当罪恶的，所以他实际存在的缺点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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