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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所叙述，皆当代的文物典章。
自太史公创此例后，后代历史，除小者外，如二十四史，皆同此例。
而杜佑所作《通典》，纯以制度为主，上起三代，下至隋唐，一一加以考核。
马端临仿其体裁作《文献通考》，范围更大，蕴义更博。
《通典》所述，限于一代朝制；《通考》所述，则于朝制之外，兼及社会状况。
此种著作，中国从前颇为发达，就是我们所说的文物的历史。
《通典》、《通考》可谓各种制度的总史，不是各种制度的专史。
在杜佑马端临那个时候，有《通典》、《通考》一类著作，便已满足了。
此刻学问分科，日趋精密，我们却要分别部居，一门一门的作去。
一个人要作经济史，同时又要作学术史，目录学，一定作不出有价值的著述来。
要作经济史，顶好就专门研究经济。
要作学术史，顶好就专门研究学术。
要治目录学，顶好就研究《艺文志》、《经籍志》等。
不惟分大类而已，还要分小类。
即如研究经济史，可以看历代食货志。
食货中包含财政及经济两大部分，财政经济又各有若干的细目。
我们不妨各摘其一项，分担研究，愈分得细愈好。
既分担这一项，便须上下千古，贯彻融通。
例如专研究食货中的财政的，在财政中又专研究租税，在租税中又专研究关税；
那末中国外国及关于关税的资料都要把他搜集起来，看关税如何起源，如何变迁，如何发展，关税不平等的原因事实影响如何，乃至现在的关税会议如何召集，如何进行，关税自主的要求如何运动，一一记载，解释明白。
这种的工作，比泛泛然作《通典》、《通考》要切实得多，有意思得多，有价值得多。
因为整部的文物，很笼统，很含混，无从下手，亦不容易研究明白。
所以我主张一部分一部分的研究；先分一个大纲，如经济文艺学术民族宗教……等，一二十条；再于每条之下，分为若干类，如经济之分为财政租税，文艺之分为文学美术，学术之分为经史，民族之分为原始迁徙同化，宗教之分为道佛等。
择其最热悉，最相近者，一令时候作一类，或者一个人作一类。
久而久之，集少成多，全部文物不难完全畅晓了。
丁地方的专史
地方的专史就是方志的变相。
最古的方志要算《华阳国志》了。
以后方志愈演愈多，省有省志，县有县志。
近代大史家章实斋把方志看得极重；他的著作，研究正史的与研究方志的各得其半。
方志，从前人不认为史；自经章氏提倡后，地位才逐渐增高。
治中国史，分地研究，极为重要。
因为版图太大，各地的发展，前后相差悬殊。
前人作史，专以中央政府为中心，只有几个分裂时代以各国政府所在地为中心，但中心地亦不过几个；三国有三个，十六国有十六个，究未能平均分配。
研究中国史，实际上不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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