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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注重人的关系,尤其是纪传体。
近来的人以为这种专为死人作传记,毫无益处。
其实中国史确不如此,作传乃是教人以应世接物之法。
诚然,有许多事实含了时代性,可以省略;但大部分不含时代性。
所以中国史家对于列传的好不好,与将来有没有利益,很有斟酌,不肯轻懈。
一个人所做的事,若含时代性,则可以省略;若不含时代性,在社会上常有,则不能不注重。
这要看史家眼光和手腕如何,史书的价值也随之而定。
总说一句:这种以史明道的学术之发达及变迁,为研究中国史学史所不可不注重之点,在外国是没有的。
其次,史与文的关系。
中国文看得很重,孔子已说:“文胜质则史。”
史体与文有重要的关系。
全书如何组织,才算适当,刘、郑、章三家讲得很多,旁人亦讲得不少。
一篇文章如何组织,刘、郑、章三家讲得很多,韩愈、柳宗元一般文人也讲得不少。
章学诚作《文史通义》,文和史在一块儿讲。
关于史的文如何作法,章氏有许多特别见地。
虽其所讲方法所作体例,我们看去似系他自创,他却说都有所本,实则一部分自前人,一部分还是他自创。
如讲叙事方法,从前作传专叙个人,他可常常以一事做传名。
如《湖北通志检存稿》,非人的传有许多,把人的事含在一起。
又或传中有表,也是前人文里所不敢参杂的。
诸如此类,对于文的史,史的文,发挥得很透彻。
这种讲史与文的关系,往后很发展,但可以以章学诚为一结束。
以上讲第三部分,中国史学之成立及其发展——完。
第四部分应该讲最近中国史学的趋势,有许多好的地方,有许多不好的地方。
最近几年来时髦的史学,一般所注重的是别择资料。
这是自刘知几以来的普通现象,入清而甚盛,至今仍不衰。
发现前人的错误而去校正他,自然是很好的工作。
但其流弊乃专在琐碎的地方努力,专向可疑的史料注意,忘了还有许多许多的真史料不去整理。
如清代乾嘉学者,对于有错字的书有许多人研究,对于无错字的书无人研究。
《荀子》有错字,研究的有好几家,成绩也很好。
《孟子》无错字,研究的便很少。
此可以说是走捷径,并非大道。
其实读《孟子》、《荀子》的目的在了解孟子、荀子的学术,以备后来拿来应用。
若专事校勘考证,放着现成的书不读,那就不是本来的目的了。
还有一种史料钩沉的风气。
自清中叶到现代,治蒙古史很时髦。
因《元史》太简陋,大家都想方法,搜出一条史料也很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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