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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陈宝箴和黄遵宪在重城市治安即保卫局而轻乡间团练这一点上，显然也疏远了强调团练重要性的湘省巨绅龙湛霖、张祖同（达官张百熙之兄）和汤聘珍。
[58]当湖南新旧之争后来表现为皮锡瑞与叶德辉的笔战时，皮即注意到“大抵不得志于近日官绅者多归叶”
。
[59]王、龙、张、汤都曾是初期新政的主要参与者，后来皆转为旧派，说明当道的“近日官绅”
对不紧紧追随新政者的重视不够是致彼有怨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社会资源的分配及地方官的重视不够等均不足以使湖南旧派敢于逆朝廷的意旨而行，故不应是他们反戈一击的主要原因。
湖南旧派诸人的非常规行为提示着他们显然还有更深远的思虑。
这些士绅必定已感到某种强大的压力，使其不得不甘冒危险而抗旨行事。
或可以说，他们的忧患意识一定已相当深重，应是真感到不吐不足以救国家、种族、文化于危亡；相比之下，个人进退似可暂时置于第二位。
一般治史者均承认，与历代亡国之君相比，清季实际执政的慈禧太后无论有多少不足之处，其所作所为的荒谬程度尚未到足以亡国的地步。
但清季的一个特殊之处是遭遇到外力的入侵，而且是从政治军事到经济文化的全方位冲击。
当时朝野士大夫越来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渐成时人言说中的流行语就是一个明证；而大家也都在思考因应的方策。
与湖南乃至全国新派一样，王先谦和叶德辉等人也认识到西潮冲击对中国直接和潜在的巨大影响，并思有以因应。
他们与新派的区别主要在于双方对西方冲击影响所及的面相、严重性以及迫切的程度之上。
可以说，当时全国性新旧之争的一个关键，即忧患意识的侧重点不同，从而导致可能是根本的策略分歧。
大家的心情其实都不轻松，都面临强烈紧迫的压力。
这个问题太大，只能另文探讨，以下仅简略言之。
陈宝箴之孙陈寅恪说：“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
其一即所谓“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
如郭嵩焘等；另一源则“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
。
两派“本自不同”
，故陈宝箴见朱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
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
。
[60]这是非常值得注意而迄今为人忽视的洞见，尤其朱驳康的文章，正是作为旧派的思想武器收在《翼教丛编》中的。
换言之，在湖南新旧争辩的学理层面，新政主持人陈宝箴的思想反与旧派同源。
故实有必要简单考察一下朱、康之争的关键所在。
朱、康争辩事在甲午之前，其牵涉甚宽，从汉宋学、今古文之辨到中西文化竞争，而最后一点是核心问题。
朱一新说：康有为“托素王改制之文，以便其推行新法之实”
，其实质就是“用夷变夏”
。
如果康的著作流传，“适为毁弃六经张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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