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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以其对学理一贯敏锐的感觉，他对马列主义也有大体的把握，并很快与自己的固有主张结合起来。
他曾先后以为伦理思想和社会经济对政治起着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显然与此相通，成为他后来经常运用的解释工具（在反传统或“反封建”
方面，“五四”
前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与中共党人的态度本甚接近）。
同一理论也为他关于旧事物皆一家眷属的见解提供了新的出路，现在他可以采取革命的手段，倒过来从国家机器（即旧政治）入手，去全面推翻旧文学和旧伦理。
陈独秀于1920年在上海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次年当选为中共首任总书记，直到1927年被撤职。
1929年，他因公开反对中共在中东路事件后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
口号而被开除出党。
1932年10月，却以中共首领身份被国民政府逮捕。
1937年出狱，一面从事抗战宣传，同时也开始对共产主义理论进行反思。
在贫病交加中辗转流徙数年后，于1942年5月病逝于四川江津。
大体可以说，陈独秀从提倡思想领域的革命到直接投身政治革命，既有偶然的巧合，也有其不得不如是的逻辑进路，更与外在时势的演变相契合。
章太炎在清末曾提出：“目下言论渐已成熟，以后是实行的时代。”
[82]类似的倾向在“五四”
后的中国思想界相当流行。
然而一旦“行动”
成为主导的倾向，“思想”
本身就可能退居二线。
这可能意味着读书人在整个社会中地位的下降，想要追赶时代者，或许不得不进行一定的自我约束，甚至自我否定。
[83]陈独秀却不是那种愿意屈服于时势的读书人，在真正走入行动的时代后，他仍在继续努力，但实际政治显然不是他的强项。
很多年之后，中国的革命终指向了文化本身。
这未必是陈独秀那一代人思想和言行的逻辑发展，唯苍穹之上，似隐约可闻“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那缥缈的余音——文化既是中国人长期的自负，也是其可以自负之所在；那曾经是形形色色中国读书人憧憬对象的革命，则是20世纪中国名副其实的一条主流。
[84]当两者结合在一起，即最具吸引力的“革命”
也要在最高层次进行时，出现史无前例的“**”
，似乎也可见其来有自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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