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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述的原因，太炎派就最不容桐城派。
故蔡在北大所聘的旧派教授虽不少，却并不返聘桐城派之人，虽可认为是已将其视为“达自然淘汰之运命”
了，其中也有更复杂的内外因素。
同样，主张容忍比自由更难得的胡适也曾说：“任何事我都能容忍，只有愚蠢，我不能容忍。”
[13]讲究民主的陈独秀以为，“讨论学理之自由，乃神圣自由也；倘对于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
，就不能“滥用此神圣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隐晦”
；对付之道，“唯有痛骂之一法”
。
[14]
问题在于，什么是“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
、“愚蠢”
和“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
，并无一个悬在那里的客观标准。
也就是说，蔡元培实际上可以不兼容任何他以为是已被自然淘汰者；胡适可以不容忍所有他认为是愚蠢的事物；而陈独秀也可以痛骂一切他认为是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
蔡、胡、陈等人与太炎派诸人一样，都受过辛亥革命（含辛亥前的革命活动）的洗礼。
在心态和行为准则上，或多或少都有些“革命气味”
。
用胡适自己的话说，就是带着“正义的火气”
。
由于“认定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
，则“不容忍”
和“摧残异己”
都是合乎逻辑的结果。
[15]
故这一次的新旧之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辛亥革命前后争夺对北大的控制以致全国的思想领导权这一大斗争的反映，及其进一步的发展。
在此斗争之中，最“新”
的新文化派和最“旧”
的章太炎派之一部奇特地扭合在一起，而把他们结合起来的“因缘”
大约就包括都曾因为传统崩坏而出现的思想界空白时四出取经、共同的对手以及都受过辛亥革命的洗礼等。
这正是连接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一条重要内在思想理路。
新文化人在反对主张“复古”
的言论中，有意无意间总要点出满汉之别，最爱暗示那些人要复的“古”
与清朝的关联（强调其或者不是纯粹的“古”
，或者也不过是只有数百年的“古”
），特别能体现辛亥革命者那种革命心态的痕迹。
[16]
过去是因为旧的不好，所以要新；现在则反过来，为拥护新来的西方民主与科学，要反对几乎一切的中国传统。
[17]当然，如唐德刚先生所言：胡适等人外出取经所负的“使命”
原来就是要“以西洋之长，以补中国之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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