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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雷川作为基督教徒，他与冯友兰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觉得宗教仍有保留仪式的必要，因为没有仪式，宗教就完全等同于哲学或道德学说，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由此，他关于宗教进化的第三种观念就是：
进化的宗教即是人生哲学。
冯友兰氏在他所著《人生哲学》一书中说：“每一宗教，对于宇宙及人生皆自有其见解，又皆立有理想人生以为吾人行为之标准，故宗教与哲学根本无异。
不过宗教之中，搀有神话及由之而起之独断及仪节形式，而哲学则无之，此其异也。”
他对于宗教与哲学的评论是很平允的。
我以为：宗教进化之后，神话及所谓独断，自然都要铲除，唯有仪式却不妨存在。
我们信仰宗教，既已认定人生行为的标准，更因它有一种仪式，能使我们的情感有所激发，意志格外坚强，岂不比空谈哲学更有督促我们实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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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既承认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人类的宗教观念也应随之发生变化，自然表明他认为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人们想象那样的总是发生冲突的，因为宗教与科学同是人类进化所必需的，也因此会随着人类的进化而相互进化。
宗教与科学有时会发生冲突，但随着时代变化和自身的适应与调整，都会发生进化，由冲突而变得和平共存。
不过，吴雷川也明确地指出，宗教既然进化为人生的哲学，这人生哲学其实就是指导和激发人们如何去改造社会，也就是要改造我们所处在的不能适应历史大势和民族国家发展需要的社会。
而改造社会，又离不开与政治发生关系。
因此，宗教进化就要求宗教徒必须想方设法改善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必须积极地、有益地促进政治的进步。
他说：
宗教既以改造社会为究竟底目的，因此，信仰宗教的人必要直接或间接参加政治上的活动。
因为人本是政治的动物，人要改造社会，岂能与政治无关?倘使宗教只是使人洁身自好，甚至离俗出家，图谋自身的利益，置社会的现象于不顾。
这样的宗教，何能有补于社会的改进?所以从宗教一方面说，凡人既信仰宗教，就当奉持他所信的教义，统治他整个的人生，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要在作事上表显宗教的精神。
这就是宗教有益于政治。
而在政治立场上说，所有宗教中一切遗传的迷信，凡是足以妨害社会进化的都应当禁止，凡是宗教团体所办的事业都要有益于政治上的进行。
凡在传教机关内作事的人，无论其为和尚道士或牧师，也都要遵照政府所定的禁令，时常想到国民对于国家的责任，努力改善他们的工作。
从前基督教会有政教分离的谬说——那本是因古代教会无理的干政而产生的——现在却是宗教必与政治合作，才能完成改造社会的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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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可以看出，吴雷川强调宗教进化的观点，立足点其实是宗教如何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特别是要适应民族国家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不至于因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而被淘汰。
当然，他的这个观点根本的立足点还是接受了近代以来的社会进化论思潮的影响，即承认社会是进化的、发展的，而不是退化的。
也正因为如此，吴雷川在比较耶稣与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墨翟时，虽然强调两者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同时指出两者之间也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这差异就在于：“耶稣在世时多谈宗教，他的宗教论是进化的。
若以墨翟的称道天鬼作为他的宗教论，他直是反乎时代的潮流，使之退化。”
[40]也就是说，墨翟的宗教论没有像耶稣的宗教论那样与时俱进，当耶稣的宗教论进入到人本主义阶段时，就不能以古代神本主义的墨翟的宗教论来评判了。
3.宣教方式也应适时进化
吴雷川在强调进化是上帝的真理，并阐扬耶稣的宗教进化观念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宣教方式的适时进化之必要性与迫切性。
当时正值非基督教运动时期，基督教在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考验，如果不能适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难免会被历史所淘汰。
当时一些基督教知识分子明确地提出了“本色化”
的口号，这很明显的是认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必须发生适应中国现实需要的重大改变，而不能照搬西方国家惯常的传教模式。
但是，到底如何实现本色化，当时在基督教界也是众说纷纭。
[41]吴雷川从其宗教进化论出发，明确地指出教会和释经方法都应当发生适应时代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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