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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近代中国佛教界的民族主义救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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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经过魏晋六朝的中国化过程，到隋唐时期就完全融入中国的文化当中，形成了以根本佛教精神为内核的中国形式、中国内容和中国气派的中国佛教，并与儒学和道家道教一起，相互激**、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
到了近代，佛教也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一样，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
明清以后逐渐式微的佛教，到了晚清时期已经接近灭亡的边缘。
因此，近代中国佛教的振兴之路，也是近代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部近代中国佛教救亡史，其实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近代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艰难历程。
[1]
有学者曾说：“在整个民族命运生死存亡面前，一切传统事物都要经受严重的历史检验。
能不能抵住外国的侵略，保护中华民族的生存独立和发展，也就成为检验传统文化的试金石。
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迟到的中国近代历史，迫使中华民族加速觉醒。
这种觉醒首先来自为挽救民族危机的斗争实践，而斗争实践不但需要物质力量，也需要精神力量。
为争取独立生存的中华民族，能不能从古老的传统文化中，从儒家学说的信条中，吸取激发民族觉醒的精神力量，找到外御强敌，内革现状的有效思想理论武器，就成为严酷现实对传统文化的严重考验。”
[2]但是，中华民族的近代觉醒是否就只有从儒家学说中找到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力量呢？难道在中国传统的儒、佛、道三大主干文化中，就只有儒家学说才有可能成为近代中华民族觉醒的精神力量之源泉吗？显然不是的，不仅不是，而且儒家文化在清末科举制废除之后，特别是在民国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时期，遇到了空前的生存合法性的危机。
而正是在这个清末民初的中国传统儒学受到严重挑战的生存危机时期，佛教学说却在同样面临严重生存危机的情况下激发出其自身本有的生命力量。
前有清末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以佛教学说宣扬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继有章太炎、苏曼殊、黄宗仰等以佛教学说来阐释反帝反封建的晚清资产阶级革命思想。
更至新文化运动时期，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新一代佛门知识精英自觉“预流”
于时代思潮和社会运动，使佛教适应科学化、民主化和现代化的现实要求，引领佛教革新和积极参加民族救亡图存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实践活动。
特别是在日本军国主义于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显露出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和挑起中日战争的过程中，佛教界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和新式僧俗爱国人士奋起加入到全中国人民的反帝救国的行列中来，积极寻求并投身于救国与救教相结合的民族解放与文化重建的民族救亡图存运动。
佛教虽然与基督教一样，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外来的宗教，但是，经过汉代传入以后历代的中国化调适，到隋唐以后逐渐形成了中国风格和中国样式的佛教。
因此，对于近代中国来说，佛教不再是外来的宗教文化，而是中国本土的宗教文化。
佛教也因此在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中，扮演着与来华不久、尚未中国化的基督宗教完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角色。
如果说，近代基督宗教来华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并与中国近代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救亡图存运动相始终，那么可以说，近代中国佛教文化的复兴则显现出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崛起，并与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救亡和思想启蒙运动相伴随。
近代中国佛教复兴运动的重要开创者杨仁山居士（1837—1911）以南京为中心掀起了复兴佛教文化的运动，先后创办了金陵刻经处、衹洹精舍和佛学研究会等重要佛学文化机构，大量整理和流通佛教经典，积极培养现代佛教和佛学的僧俗人才，大力推动佛学与现代社会思想文化的结合。
他在近代最早提倡以复兴佛学来拯救中国的思想，谓“就目前世界论之，支那之衰坏极矣，有志之士，热肠百转，痛其江河日下，不能振兴。
然揣度形势，不出百年，必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
何则？人心之趋向，可为左券也。
不变法不能自存，既变法矣，人人争竞，始而效法他国，既而求胜他国，年复一年，日兴月盛，不至登峰造极不止也”
。
可是为什么中国如此贫弱而为列强所侵夺？在人心不觉，沉湎于牟利的物欲。
“欲醒此梦，非学佛不为功。”
[3]并说：“东西各国，虽变法维新，而教务仍旧不改，且从而振兴之，务使人人皆知教道之宜遵，以期造乎至善之地。
我中国何独不然？”
[4]又说：“地球各国，皆以宗教维持世道人心，使人人深信善恶果报，毫发不爽，则改恶迁善之心，自然从本性发现，人人感化，便成太平之世矣。”
[5]他是近代最早的宗教救国论者，深信“近来国家之祸，实由全国人民太不明宗教之理之故所致，非宗教之理大明，必不足以图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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