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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殊法师在1903年上海《国民日报》上发表《女杰郭耳级》一文，为美国无政府党巨魁郭耳级鼓动枣高士谋刺麦坚尼总统而高唱赞歌，认为杀害如秦始皇这样的封建专制统制者，是完全应该的，毫无怜惜可言。
[13]这实质上是鼓动爱国民众去推翻“现在之恶组织”
清政府。
1907年，著名晚清革命家、鉴湖女侠秋瑾壮烈就义。
曼殊法师扶病题写《秋瑾遗诗序》，谓秋瑾“死即是生，生即是死”
，并录明末女子《绝命诗》以志感怀。
赞叹秋瑾“善哉，善男子，善女人，谛思之。
视死如归，啼嘘盛哉”
。
[14]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正抱病在爪哇讲学的曼殊法师，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致信国内革命友人柳亚子和马武等，称辛亥革命是“振大汉之天声”
并高度赞扬柳、马等革命志士在“剑影光中”
的英勇献身精神。
太虚法师从1908年起，就深受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影响。
辛亥年初，广州爆发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时值太虚讲法于羊城，并亲眼看见了黄花岗烈士们的悲壮义举，激起他为烈士们高唱赞歌：“南粤城里起战争，隆隆炮声惊天地。
为复民权死亦生，大书特书一烈字。”
[15]从而充分肯定了黄花岗烈士们为革命的正义事业而英勇献身的伟大意义，在佛门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初，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也同无政府主义思潮一起传入中国。
漱铁和尚等佛教僧侣，认为佛教教义与社会主义学说相一致，都主张人类大同、社会平等。
于是，他们以佛教所主张的救国救民救天下为己任，宣传人类大同主义。
认为中国当前所开展的社会政治革命，不能仅仅停留在“破贵贱之界”
的革命阶段，而应当同时实行社会主义的“贫富界之革命”
。
这种大同主义的革命思想，虽然抹杀了马克思主义同其他种种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也混淆了西方近代社会主义与东方古代大同主义的历史性和民族性差异，但是，在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志士（特别是爱国爱教的僧俗）中，仍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例如，著名浙江革命党人、同盟会会员、辛亥年初皈依佛门的谢飞麟（法号显雷）认为：“我国豺狼之道，荆棒塞途”
，“欲筹挽救之策，其殆非倡行社会主义不可!”
[16]在浙江地区的革命斗争中，他身先士卒，积极发动和组织浙江僧界和其他各界爱国民众，进行反清倒袁的伟大斗争，成为江浙地区一位著名革命家。
中国佛教流衍至晚清，已是极度的衰落。
当时的出家寺僧，要么是逃禅避世的苦行僧，要么是“由散兵游勇出家的莽流僧”
。
[17]以兴办教育和社会服务事业为传教方式的西方基督教的大肆传入，使佛教相形见绌，出家寺僧的社会形象日趋低下。
而为救亡图存而兴起的洋务运动和清末改良变法运动所发动的“庙产兴学”
浪潮，更直接地威胁到广大出家寺僧，尤其是逃禅避世的寺僧们的生死存亡。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佛教的出家寺僧要么继续沉沦，以至自取消亡；要么觉悟奋起，救国救教。
释寄禅因与晚清时期许多革新派居士名流结社唱酬而成为当时最早试图跳出逃禅避世之藩篱的寺僧之一。
1884年法国军舰袭击台闽，正在宁波参访卧病的释寄禅愤怒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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