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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位军阀出身的王某在军阀乡绅的支持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后，赶走了原住持陈和尚，把持了这座城隍庙。
他并不吃斋念佛，而是既吃肉又喝酒。
为了多聚钱财，庙里除了烧香、抽签、拜像念经之外，还搞了一些特殊经营项目，如所谓“鬼告状”
，在当地影响很大。
[15]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四川荣昌、隆昌和大足等县公民代表曾举报荣昌县土劣李炳荣、永川县堕民黄旭东、隆昌县龙老师等，在每县（合四乡计）设置佛堂约七八十所，“用种种迷信方法引诱良民子女不婚不嫁，茹素修行，容留青年妇女长住佛堂，诳其货财、私置良田腴产，愚夫愚妇鲜受其圈套。
借拜佛吃斋之假面具，磕诈金钱，鼓吹真命人主出生在东方，谎称‘山崩石裂见太平’。
说孙中山已死，蒋介石不久必亡，天下自得太平等语，造**煽惑无知乡愚以广其徒，似教非教，似会非会”
。
“凡为入门者，必迫盟誓勒咒，以免泄漏机关。”
[16]
社会上的一些刁民堕民混入佛门或直接借佛教进行迷信活动，无疑使本来就已经迷信化的佛门形象更加毁坏，以至于当时有人把寺院看成是“宣传迷信的机关”
，“多一个寺院，就是多一个宣传迷信的机关，僧侣自己也因之极其个人的自由而终至堕落，社会上所受的不良影响也愈不堪”
。
[17]因此，一位外国学者在谈到中国近代佛教时也说：“一般地说，佛教倾向于与道教和民间宗教合流，并给世俗民众提供了一种无所不包的大杂烩，包括各种节日和焰火，诸多鬼怪和祛邪术，慈悲的菩萨及无所不能的神灵。”
[18]
除此而外，在近代知识界的某些颓废之士相继成立了“上海灵学会”
“北京悟善社”
等组织，编辑出版了数十种诸如《灵学丛志》《灵学要志》等宣传灵学和鬼神迷信的杂志和书籍。
《灵学要志》自称是“神圣仙佛乩笔劝世兴教救劫之书”
，把佛混同于神鬼，加以宣扬。
上海灵学会的俞复公然认为“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
。
著名佛教居士丁福保也参加灵学宣传，认为“人死为鬼，鬼有形有质，虽非人目之所能见，而禽兽则能见之”
。
[19]这些无疑使佛法的迷信化更具有蒙蔽性，实际上把佛法推入到迷信的深渊之中。
这样的佛教不仅与佛陀创教的本意和佛法根本观念完全背离，而且与蓬勃开展的近代科学化浪潮更是格格不入，甚至成为中国近代科学化运动的明显障碍。
如上所述，西方近代宗教的理性化，是与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紧密相关的。
这不仅因为基督教神学的世界观在科学进步中不断受到冲击，并被无神论者，尤其是18世纪法国无神论者予以猛烈的批判，而且还因为基督教在适应民间世俗需要的过程中也融入了不少巫术迷信的成分，从而招致科学理性主义者和纯正神学家的批评。
比如，英国在宗教改革前，“上层教士热衷世俗事务与下层教干不断下降所产生的结果，却与欧洲大陆教会作风窳劣和出卖圣职所产生的后果一样，使英国教会戒律废弛，迷信盛行。
广大未受过教育的下层贫苦信徒，原来就容易对基督教作迷信的解释和理解，教会管理机构的瘫痪与下层教士的无知，更对迷信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圣徒和遗物崇拜成了英国宗教的主要内容，而基督教的神学和礼仪却被废置了。”
[20]清教正是要改变这一衰颓的状况而产生的。
因此，到17世纪，在波义耳、牛顿等人那里，扫除了迷信的清教与科学能够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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